动物故事分为“动物”以及“动物与人”两大系列，能够反映出这些故事本身的艺术构思特点和中国民间故事积累的实际状况。

（ 1 ）完全以动物为角色，在动物世界里展开的故事。常见类型有“小鸡崽报仇胜野猫”，‘兔杀狮”，“豹狼挑拨离间”，“猫装慈悲吃老鼠”，“猫教老虎上树”，‘用尾巴钓鱼上大当”，“猴子把心肝留给家里”，“狐狸中了计，兔子笑裂嘴”，“水牛涂泥斗猛虎”，等等。

（ 2 ）还有一类故事是以人与动物的纠葛构成有趣情节的。这样的类型有“中山狼”，“老虎怕屋漏”，“老虎求医报恩”，“义犬救主”，“八哥鸟报仇”，“猫狗结仇”，“动物报思人负义”，“人心不足蛇吞象”

中国先秦诸子散文中的寓言，古希腊的《伊索寓言》，古印度的佛经寓言如《百喻经》等，均在人类文化史上享有盛誉。寓言的基本特征是借虚构的小故事来寄托某种训诫，它可以用人类也可以用动物来作主角，在简短有趣的故事叙述中对人类社会生活经验进行理性思考，鲜明有力地表达启迪世人的训诫。寓言是世界性的文学体裁，英国著名学者爱德华·泰勒所著《原始文化》一书，就讲述了在原始文化背景上，描述动物生活习性“任何训诫都没有渗入”的普通动物故事怎样逐步过渡到动物寓言的过程。这类纯粹的动物故事在后世的口头文学中已不多见。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著名作家薄伽丘有一个精彩论断：“所有有价值的故事都是寓言，也就是说它有一个重大意义的核心，包藏在虚构的往往不太可能的故事的外壳里。”因此就广义来说，民间口头传承的神话、传说、故事等类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寓言特征，或具有演化成寓言的可能性。所谓先秦寓言，其实它们并非一种单一体裁，正如一位研究中国古代寓言并主编《历代寓言选》的著名学者公木所指出的，先秦寓言的来源是人民口头创作的神话、传说、故事，“它们被赋予寓言的性质，还是由于它们被引用在诸子散文中，经过引用者加以生发的结果”。《愚公移山》、《叶公好龙》就分别来自神话和传说，《狐假虎威》是典型的动物故事，《守株待兔》、《郑人买履》等以蠢人为主角的小故事实为笑话。它们被当时的士人引述时，加以生发改造，便都被学人作为寓言来看待了。

在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中，儒家学说长期占居主导地位；宋以后儒道释由鼎立演化成合流，社会伦理道德仍受儒家思想支配，从上层到下层的文艺生活都有“重教化“的特点，它也渗透到作为休闲娱乐而流行开来的口头讲述故事之中。山东一个著名女故事家胡怀梅常对人说：“为男为女在世间，良心行为要当先，为人不懂世间理，枉在人世走一番。”她讲故事就是要人们明理走正道。在旧时代的广大乡村，文化教育事业落后，民间故事担负着寓教于乐的重要社会功能。许多有见识的文人采录故事，也是着眼于它们“有益讽诫”，借此“以寓劝惩”。仔细体察，我们甚至可以说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民间故事都有寓言化的倾向，就以那些曲折丰富的长篇故事而言，出色的故事讲述人常常借用一些意味深长的流行谚语来作为“故事眼”和故事篇名，如关于男女情爱的《有缘千里来相会》，关于友谊的《春风和夏雨》（“没有春风，哪来夏雨”）以及《路遥和马壮》（“路遥知马壮，事久见人心”），讲人世沧桑的《何东与何西》等等。

神仙与人，神奇婚姻，鬼狐精怪，神奇儿女，魔法和宝物等五大类。

粗略地说，幻想故事侧重于表达人们的生活理想，生活故事侧重于概括人们的生活经验。民众生活经验最凝炼最直接的表达是谚语，生活故事中也有谚语式的结构，但人们的生活经验已升华成为一种无所不包的智慧，再由方方面面的智慧表现来构成多样化的故事母题和类型。呆女婿故事之呆，正是由于聪明媳妇的反衬才趣味洋溢；遇事难不倒的巧媳妇，工于心计的长工，会打官司的刁民，明智断案的县官，莫不是智慧超群，才在平凡生活的背景上创造出使人惊叹的奇迹。至于近现代众口盛传的机智人物故事，不用说更是由民众的生活智慧与艺术智慧结成的硕果。汤普森告诉我们：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大部分最流行的轶事和笑话都与机巧有关。有时，人们的兴趣在于一个聪明人和愚蠢人之间形成的鲜明对比，而且主要的兴趣在于一个聪明人和愚蠢人之间形成的鲜明对比，而且主要的兴趣还在于后者，有时，人们最关心的是聪明人作恶的骗术本身，而且还特别关心源于东方文学的民间故事中所提到的那些骗术。绝大多数故事讲述者似乎都注重于显示聪明才智本身。可见这在世界民间文学特别是东方文学中，已构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特征。

可是大多数故事都含有浓厚的喜剧性，它的口头讲述风格和听众反应同说笑话并没有多大区别。因而我们可以把生活故事和笑话一起列入民间喜剧艺术或诙谐文化范围之内进行考察。

民间诙谐文化（或笑文化）是具有全人类性的的文化传统之一，一位著名俄国文艺学家巴赫金指出： 看待世界和人生的双重角度，在文化发展的最早期阶段就已有过。在原始民族的民间创作中，同严肃的（从组织方式和气氛来说）祭祀活动一起，就有嘲笑和亵渎神灵的诙谐性祭祀活动（“仪式游戏”）；同严肃的神话一起，就有戏谑和辱骂性的神话；同英雄们在一起，就有戏仿英雄的英雄替身。

中国的狂欢节广场文化并不发达，民间的诙谐文化仍有深厚积累，戏曲中插科打诨的丑角，还有贯通古今的笑话，就是这方面的辉煌成果。近现代生活故事和笑话特别是机智人物故事的盛传于世，可以从这一民间文化传统中寻求它的根源。这些故事均以民间下层人物为主角，以揭示旧时代官吏、富翁、僧道、家长等权威人物的假恶丑面貌来激发人们的笑声，构成喜剧性。这同世界的诙谐文化传统相一致。但中国的诙谐文化常以儒学异端的形式出现，常借用言行乖谬具有异端倾向的某些历史人物，如徐文长之类作为“箭垛”来编造故事；还有，立足于汉语汉字的特点，借咏诗联对、谐音双关来显示智慧，这些又表现出中华文化的鲜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