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近代文学的分期

二是三分法。三分法中意见也不尽一致。
有的主张分为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文学（1840——1894）、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时期的文学（1895——1905）、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文学（1906——1919）；
有的则认为第一时期应为1840——1873年，第二时期应为1873——1905年；第三时期为1906——1919年；
还有的同志提出以近代史中三个革命运动——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的高潮来作近代文学史分期的标志。

三是四分法。四分法主张：第一时期为1840——1894年；第二时期为1894——1905年；第三时期为1905——1911年；第四时期为1911——1919年。
我们赞成四分法，但具体时间却稍有不同。我们是这样分的：
第一时期为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时期的文学
（1840 — 1870）；
第二时期为洋务运动至甲午战争时期的文学
（1871 — 1894）；
第三时期为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学
（1895—1911）；
第四时期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前夕时期的文学
（1912 — 1919）。
下面具体说说各个时期的文学发展情况。

第一个时期：是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时期的文学（1840 — 1870）。[教材第6页]
十九世纪中叶前后，首先是英国资本主义的大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封建帝国的大门，暴露了清王朝的腐朽无能和封建帝国的危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加速了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破产，同时也就加深了阶级矛盾。洋货倾销，白银大量外流，银贵谷贱的结果，是使广大农民日益陷于无以为生的困境。太平天国运动就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清王朝残酷的封建剥削的新形势下激起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不仅加速了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破产、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同时也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生长和发展。
第一个时期，是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也是中国传统文学开始发生变化的时期。鸦片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航程，拉开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从此，那种认为外国都是“蛮夷之邦”，只有中国才是“天朝大国”的盲目自大的传统士大夫心态开始转变；以(四洲志)、(海国图志)的编译为标志，一批有识之士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主张改革腐朽内政，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抵抗外国的侵略；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著名主张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学风上也开始转变，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厌弃宋元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和盛极一时的乾嘉朴学，转而重视经济”之学，强调“经世致用”、“通经致用”；正是由于新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传统文学才在理论上出现了新的文学观点，在文学上，则主张尊情求真，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为现实政治服务，反对以模拟为特征的形式主义，主张文学为现实社会服务；在创作上才打破陈腐的面貌，反映新的现实内容，歌颂广大人民和英雄人物对外国侵略者的英勇抵抗，揭露清王朝及其官僚士大夫的昏庸和腐朽无能，同情人民的生活疾苦等等：因而产生了进步的文学潮流。
首开风气的是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为代表的作家们。他们敏锐地洞察到清王朝存在的严重危机，揭露批判清政府的腐朽黑暗，呼吁改革朝政，坚决主张抵抗外国侵略，写出了许多富有时代色彩和历史意义的诗文作品，开启了文学变革的先河。特别是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龚自珍，他在鸦片战争前夕，以其敏锐的眼光和批判的态度，向腐朽的清王朝和官僚士流社会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抨击，并提出了改革内政、抵抗外国侵略的主张。他的诗文表现了新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他成为近代文学的开山作家。魏源和龚自珍齐名，思想也相近，他们都研究“今文派”经学和实际有用之学，都是近代维新运动的前驱思想家。但魏源的诗文比较平实朴素，影响亦较小。 与此同时出现的爱国诗潮，以张维屏、朱琦、陆嵩为代表，并与张际亮、林昌彝、黄燮清、姚燮等人相呼应，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强烈呼声。这些新的文学现象共同构成了这个时期进步文学的潮流。
此时，与进步文学潮流同时存在的尚有其他一些支流。诗歌领域则有“宋诗运动”。它继承乾隆、嘉庆年间的“宋诗派”，以程恩泽、祁隽[jùn俊]藻、曾国藩、郑珍、莫友芝为代表，提倡学习宋诗，尤其是学习黄庭坚，主张写诗要有来历，强调用典，形式主义比较严重。散文领域，桐城派的势力仍然较大，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等作家皆是姚鼐的弟子，他们一方面坚守桐城义法，另一方面也根据社会的发展需要，进行了一些变革。小说领域，侠义公案小说和狭邪小说开始流行，以《施公案》、《万花楼》、《品花宝鉴》、《花月痕》等为代表，封建意识较浓厚；还出现了以《荡寇志》为代表的与《水浒传》针锋相对的思想倾向的小说；小说创作思想倾向日趋堕落。总之，这一时期封建主义文学势力还比较强大；文学创作在逐渐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还不够明显，尚保留着比较浓厚的古代文学色彩。
还有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如洪秀全、洪仁旰等人，他们提倡一种“文以纪实”、“言贵从心”、朴实明晓的文风，主张冲破封建传统文学的束缚，以通俗易懂的纪实文学来为现实斗争服务。他们对文学的革新，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树立了新风。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提倡“文以纪实”，他们的诗文直接为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服务，打破一切封建文学的束缚，表现了“朴实明晓”的作风。优秀的民间文学，更以歌谣和故事等为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基本内容，即广大人民反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反抗封建压迫和封建剥削的革命斗争内容。总之，龚、魏等前驱或早期的维新人物，他们的学术思想或文学思想的共同趋向，是和现实政治社会联系，使学术或文学为现实政治社会服务。他们的诗文和许多爱国主义者的诗文，以及太平天国革命领袖的诗文和民间文学，构成了这个时期进步的文学潮流。
同时传统诗文，也在变革，出现了宋诗运动和“桐城派”古文的“中兴”，古典小说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走向衰落，除个别作品外，许多狭邪小说和狭义小说充满了封建糟粕。

第二个时期：是洋务运动至甲午战争时期的文学。（1871 — 1894）[教材第8页]
第二个时期，即洋务运动时期至甲午战争时期的文学。是中国文学发生明显变化的时期。洋务派以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为指导思想，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发展民族工商业，形成了一场影响颇大的自强运动，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的提出，不仅为中西文化交流打开了一个思想上的缺口，而且让一批进步思想家看到了这一主张所存在的不足，从而极力呼吁废科举、，兴学校，设议院，效西法，发展民族工商业，以达到“变法自强”的目
的。这种新风尚的出现，既促进了本时期文学的变革，又为下一个时期的思想解放和文学革新运动作了铺垫。
洋务派作家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抨击封建主义，倡导变法
思想，介绍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表现出关心时事、希望祖
国富强的思想。尤其是冯桂芬、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人，逐
渐转变为早期改良主义者；他们反对或抛弃桐城古文，创作了大
量议论时事、表达改革思想的诗文，对后来的诗文创作影响很大。冯桂芬、王韬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较多，改革内政的愿望和主张也愈来愈明确、具体，因而成为近代早期的维新派。王韬是中国早期的新闻工作者，他的散文冲出了古文辞的门径，平易畅达，切实有用，开始成为群众的读物，走上社会化的道路。王韬、郑观应更将一般古文用之于报章，使古文社会化和通俗化，开启了维新派报章文体的先河。贝青乔和金和是洋务派阵营之外的作家，以其独具特色的诗歌来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抨击清政府官吏的腐败无能，表达其反帝爱国、忧时伤世的思想。这些文学现象构成了此时期进步文学的潮流。
此外还有许多作家，他们虽没有萌发改良主义思想，不属于改良派，但一般反对外国侵略，同情人民疾苦，表现了爱国主义立场。他们的诗文同样不事模拟，反映了新的现实内容。
与进步文学潮流同时存在的还有其他一些支流。“宋诗运动”仍然在继续。复古的汉魏六朝诗派活跃起来，他们以王凯运、邓辅纶为代表。散文领域则出现了桐城派的中兴。曾国藩接手桐城，加以改造，使桐城派由衰败走向复兴。这实际上是借桐城派之名，而形成了一个新的散文流派，更加直接地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服务。但此派的郭嵩焘、薛福成、黎庶昌等人因有出国的经历,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转变成为早期改良派，写了不少反映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的作品，带给文坛一些新的气息。词坛上最有成就的词家是蒋春霖，其词的艺术性较高，但内容多表现了地主阶级的没落情绪。小说方面，侠义
公案小说和狭邪小说盛行，代表作主要有《三侠五义》、《小五义》、《彭公案》、《海上花列传》等。虽然有的小说在形式上有一些新的气象，但所反映的思想具有浓厚的封建意识。
虽然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古代文学色彩仍很浓，但较前一个时期的变化更为明显，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学景象，为下一个时期文学的巨大变化准备了条件。

（三）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学（1895—1911）[教材第9页]
第三个时期，是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救亡图存和维新改良思潮空前高涨的时期。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堂堂的中华帝国竟被一个“弹丸之国”的日本所打败，这实在是中国的奇耻大辱。此时，亡国灭种的现实摆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救亡图存遂成为时代的一致呼声。资产阶级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为挽救危亡，他们领导和发动了我国历史上空前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号召人们积极投身维新变法活动，以富国强兵。为配合这场运动的深入开展，他们又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学革新运动，并提出了“言文合一”的强烈要求，号召人们广泛运用白话文从事写作，向着通俗化、自由化的道路迈进。尽管这场文学革新运动还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但它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梁启超是这场文学革新运动的鼓吹者、领导者和理论家。在这场文学革新运动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诗文作家，人们通常称他们为资产阶级维新派作家。其中，诗歌以黄遵宪的成就最高，散文以梁启超的成就最高。另外，康有为、谭嗣同、夏曾佑、丘逢甲、蒋智由、刘光第、杨锐、林旭等人的诗文创作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是维新派的代表作家。他们的诗文创作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共同特点，就是“标榜爱国主义，鼓吹新学思潮”((马君武诗文集自序》)。 由于文学革新运动的促进，人们的思想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对过去为正统文人所鄙视的小说有了新的认识，使小说的社会地位得到极大提高。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至20世纪初，谴责小说的创作迅速发展，形成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在众多的谴责小说中，以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最为著名，被称之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适应维新改良运动的需要，翻译文学也迅速繁荣起来。不仅西方的社会科学著作被大量译介进来，一时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学说、进化论、天赋人权思想以及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大量涌进国内，逐渐为国人所接受；而且还翻译了大量西方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使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学观念、小说理论和写作技巧逐渐为国人熟悉和借鉴，促进了中国小说创作的繁荣。在众多的翻译家中，要数林纾和严复的影响最大、成就最高。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和严复的(天演论)在当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戏曲方面，则出现了京剧改良。传统的传奇、杂剧发展到此时已逐渐衰落，起而代之的是众多的地方戏剧，其中以京剧的影响最大。为了配合宣传维新变法的思想，有识之士对京剧进行了改良，争相编演时事新剧。京剧改良的杰出代表是汪笑依，他曾改编、创作、演出过(打渔杀家)、(哭祖庙)、(党人碑)等
50多个京剧剧目，表达其维新改良的爱国思想。可以说，以上这些方面，都是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进步潮流，也是此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流。与此同时，也还存在一些非主流和其他的文学现象。在诗歌领域中出现了同光体诗派。这是同治、光绪年间出现的一个“不专宗盛唐”的诗歌流派，作品摹仿宋代的江西诗派，多缺乏现实生活内容，，是道(光)、咸(丰)时期宋诗运动的继承和发展，以陈三立、陈衍；郑孝胥、沈曾植等人为代表。与“同光体”同时出现于诗坛的中晚唐诗派，以樊增祥和易顺鼎为代表。他们主张向中晚唐诗人学习，尤其是学习李商隐，强调诗歌对仗的工巧，在表达技巧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诗歌的内容较贫乏。 词坛上则出现了“清末四大词家”：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他们的词作艺术技巧都很高，而且对前人词作的搜集整理和在词学理论的探讨上作出了很大贡献，产生了较大影响；但他们词作的思想价值都不高，表达的多为封建文人没落、感伤、消极的思想情绪。此外，谭献、文廷式、陈廷焯等也是这个时期的著名词家或词学理论家。 在小说方面，侠义公案小说、狭邪小说仍在流行，《三侠五义》、《彭公案》等小说的续集不断出现。散文领域中，活跃于文坛的主要是桐城派、湘乡派的一些作家，如“曾门四弟子”(薛福成、黎庶昌、张裕钊、吴汝纶)、贺涛、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他们中除少数作家能适应社会变化，写过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的好文章外，大多数作家仍然抱住桐城义法不变。 第四个时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蓬勃高涨的时期，也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由取得胜利又很快转为失败的一个时期。认真考察一下便知道，早期革命派的许多成员在1905年以前，大多也是维新派，或同情维新派的人士，直到同盟会成立以后，两派才完全区别开来。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已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期。1905—1907年间，民主革命派与改良派展开了一场大论战，民主革命派以《民报》为阵地；改良派以《新民丛报》为阵地。论战的焦点，是要不要以武装革命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最后，论战以民主革命派的胜利而告终。这次大沦战，极大地宣传和动员了民众，为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推翻清朝统治作了舆论准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为了更加广泛地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二以推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继承了维新派文学改良运动的主张，促进了民主革命文学的繁荣：他们创办了大量的报刊，以登载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文学作品；成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具有民主革命意识的文学团体——南社；随着民主革命运动的进程，涌现出一大批诗文作家，人们通常称他们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作家。其中，诗歌成就最高的是女革命家秋瑾，散文影响最大的是革命文豪章太炎。南社成员中成就最高的是柳亚子。此外马君武、苏曼殊、陈去病、高旭、黄节、黄侃、周实、宁调元等人都是南社中很有成就的文学家。 在散文方面，颇值一提的是：青年革命家陈天华，以广大民众喜见乐闻的说唱形式写成的《猛回头》、《警世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自称为“革命军的马前卒”的邹容，撰写了长篇政论《革命军》，轰动一时，广为流传。章士钊创作的逻辑文，以文法谨严、条理清晰、论理充足、文字雅洁见长，使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刘师培早年所写的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骈体文，亦自成一家，雄丽可颂。黄小配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五日风声}，对广州起义的全过程作了艺术的再现，讴歌了民主革命党人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在小说创作方面，陈天华的《狮子吼》是一部带有浓重革命理想色彩的政治小说；虽未写完，艺术上较粗糙；人物性格也较模糊，但在表达救亡意识和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方面卜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黄小配是民主革命派的著名小说家，他的《洪秀全演义)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对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苏曼殊撰写了不少带有浓郁浪漫色彩的、且具有自传性质的爱情小说,大多描写开始觉醒的知识分子对自由爱情的追求以及他们的爱情与封建礼教的冲突(代表作为《断鸿零雁记》，在当耐别具一格，颇为流行。 在戏剧方面则诞生了新式话剧。1907年，一批留日学生组织了中国第一个业余剧团一“春柳社”，主要成员有、曾孝谷、李叔同、欧阳予倩等人。他们将林纾翻译的小说《黑奴吁天录》
改编成话剧搬上舞台，大获成功。随后又创作或改编了不少新剧(早期话剧的别称)，回到国内演出，积极配合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受到观众的欢迎和好评。以上这些都是这个时期进步的文学潮流，也是这个时期文学发展的主流。

这个时期，是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买办阶级互相勾结，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时期，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开始有了初步发展的时期。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达到空前的紧张阶段。既有封建买办阶级的卖国投降，也有中国人民强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同时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形成了相当广泛的政治和文化运动。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甲午(1894)中日战争，是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买办阶级互相勾结，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时期。在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中日战争中国完全失败后，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达到了空前的紧张阶段，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同时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和洋务运动的影响下，开始发展的时期。从 1876年中国资产阶级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厂，到戊戌前后，中国民族纺织工业有了初步的发展。这个时期斗争是复杂的，尖锐的。许多先进人物，努力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文化，企图按照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模型来改变中国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于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发生的早期维新思潮迅速形成了相当广泛的政治和文化运动。它代表着一部分由官僚地主阶级转化的资产阶级，在根本不改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呼吁挽救民族危亡，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康有为正是这一运动的代表人物。他继承了龚自珍、魏源的“今文派”经学的思想传统，并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和文化的影响，不断上书清王朝，请求变法，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一系列的积极建议，得到许多人的赞成和拥护。他在戊戌变法以前写的许多诗文与改良运动配合，有进步意义，作风亦显然受龚自珍的影响。由于改良运动的需要，在文学范围内也发出了各种改良的呼声。“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体革命”的提出。白话小报纷纷出现。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的不断输入。黄遵宪和梁启超等的诗文，密切为改良运动服务，产生了“新派诗”和“新文体”。小说出现新的繁盛局面，他成为改良社会、揭露社会政治黑暗的有力工具，以“皮黄”为主要腔调为“京剧”，代替了昆剧。个别作家虽然利用杂剧、传奇反映新的时代内容，有一定意义，但成就不大。然而改良运动对封建文化的冲击力量是不足的，传统诗文的余波并未平息。诗出现了以陈三立为代表的“同光体”和其他拟古诗派。文不仅有桐城派，还有为桐城派古文或传统古文找到新内容的严复、林纾的翻译文。这个时期，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又转为失败的时期。由于进步的文学潮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及某些民间文学形式，都成为革命斗争的工具。以“南社”为中心的革命诗歌大量地涌现。散文既有章炳麟取法魏晋的古文，也出现了白话文。小说有新的发展，也有愈趋庸俗的东西。戏曲方面开展了改良、革新运动，并产生了话剧。
梁启超、谭嗣同等于戊戌变法前一两年内，曾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并试作“新诗”。虽然这时所谓“新诗”只是“寻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但还是很有意义的。它反映了人们对新文化，新思想的现实要求。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到日本，著《饮冰室诗话》，继续鼓吹“诗界革命”，并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或者说“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主张，要求在不破坏旧风格的前提下，诗歌要反映现实政治社会内容，是近代以来进步的诗歌潮流一个概括和理想。梁启超极力推尊的黄遵宪，从理论到创作，实际已为“诗界革命”作了准备。他早年即提出“我手写我口”、反对模拟古人的主张。后来他要求“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我”，进一步明确了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创作实践反映了新世界，特别重要的是反映了一系列的近代史上的重大事变，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的诗确实是“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是“新派诗”，因而成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资产阶级为了“开通民智”，扩大改良运动的宣传影响，在戊戌变法前后，陈荣衮、裘廷梁等提出语文合一的文体改革的主张。认为文言是“祸亡中国”的一端，“白话为维新之本”，主张“崇白话而废文言”，“报章宜改用浅说”。同时长江下游各省白话小报纷纷出现。这一白话文运动虽没有取得全面的、彻底的胜利，代替传统古文的统治地位，但它从语言、形式上否定了古文的表达作用，对晚清的文体解放运动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梁启超提出过“文体革命”的口号。他的写作实践打破一切传统古文的格局，发展冯桂芬、王韬的作风，“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他的散文风靡一时，“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清代学术概论》)。同样由于改良运动的宣传需要，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文学不断输入。严复、林纾成为这时著名的翻译家。严译《天演论》一时起了极其广泛的思想影响。近代商业都市的兴起，新闻事业和文学期刊的兴盛，促进了小说的繁荣。“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康有为《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它成为改良社会、揭露社会政治黑暗的有力工具。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和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则是这时著名的小说作家和作品。梁启超在小说的创作和理论上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他创办《小说林》，提倡“小说界革命”。他在《小说林》创刊号上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极力强调小说的改良政治社会的作用，认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一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人都来探讨小说理论，肯定小说的社会作用，提高小说的文学地位，大大改变了鄙视小说的传统态度，因而产生了古典小说研究的新评价和新风气。从十九世界中叶(道光年间)逐渐流行的“京剧”，具有深厚的民间艺术基础、集中了许多地方戏曲的优点，在唱腔(以“皮黄”为主)、表演、服色以及唱词道白等等方面，逐渐超过了已往的各个剧种，最广泛地吸引了群众，代替了为贵族文士欣赏的“昆曲”，“居然登了大雅之堂”(《瞿秋白文集?乱弹》)。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后，清王朝暂时的苟安，又使北京成为许多地方戏演员集中的地方，于是“京剧”得到进一步吸收各种地方剧精华的机会。十九世纪后三十年代是“京剧”独立发展的时期，剧目丰富，题材广泛，不少剧目反映了一定的时代精神；名演员大量涌现，创造了许多生动优美的艺术形象：因而成为有广泛影响的一个重要剧种。但它也产生了不少反动作品。在改良运动的影响下，个别作家利用杂剧、传奇的旧形式反映新的现实政治社会内容，有一定意义，但成就不大。
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对封建文化的冲击力量是不足的。这时传统诗文的馀波并未平息。在诗坛上，和“新派诗”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以陈三立、陈衍为代表的“同光体”。这是宋诗运动的一个发展。其他还有王闿运等不同的拟古诗派。词在这个时期，则有“常州派”的发展。谭献、王鹏运是它的早期作家，后来朱孝臧、况周颐被称为大家。词学的整理研究也以这时为盛。许多词人都是词的整理研究者，其中以朱孝臧的成绩为最大、最知名。“桐城派”古文虽为改良派所唾弃，但也出现了黎庶昌、吴汝纶等新的作家。严复、林纾以古文翻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文学，也为传统古文找到了新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
　从二十世纪初到“五四”运动前夕，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又转为失败的时期。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资产阶级发生了分化，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中下层，不再寄幻想于清王朝，积极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帝国主义列强侵占北京，清政府订立了屈辱的辛丑和约，中国进一步殖民地化，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在这个危亡的新形势下，帝国主义强盗和腐朽无能的清王朝，就成为广大人民愤恨和斗争的焦点。许多爱国青年步武先进人物的足迹，东渡日本留学，寻求救国真理，一时形成了留学热潮。同时中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清政府迫于危亡形势也不得不接受资产阶级某些要求，如实行“新政”，废八股，停科举，开办新式学堂，等等，这样，在日本的留学生界和国内新式学堂，就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也是革命派宣传革命、准备起义斗争的重要据点。随着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国内外先后产生了革命小团体。光绪三十一年(1905)，许多革命小团体的联合，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已走向高潮。许多革命报刊和文学期刊纷纷出现。它们互相配合，共同为革命服务。文学的群众性、组织性大大地增强了，出现了文学团体“南社”，这是明末“复社”以后最大的一个文学团体。它在宣统元年(1909)正式成立的时候，参加者十七人，其中就有十四人是同盟会会员。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更明确了。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及某些民间文学形式如时调、歌谣、弹词等等，一时都成为革命斗争的工具。进步的文学潮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以“南社”为中心的革命诗歌大量地涌现。“南社”最初发起人柳亚子、高旭、陈去病的诗一般激昂慷慨，为民族民主革命而高歌。散文既有章炳麟饱含革命思想、取法魏晋的古文，也有邹容宣传革命通俗化的古文，更出现了白话文。小说有新的发展，除揭露黑暗外，也有倾向革命、歌颂革命的作品。但也有愈趋下流的东西。戏剧方面，有以汪笑侬为代表的改良“京剧”运动；在日本留学生中也产生了“话剧”；同时旧形式的杂剧、传奇，也被利用来为革命服务。陈天华、秋瑾等激进派革命者都曾利用通俗的说唱文学形式来宣传革命。在革命浪潮中，一切腐朽的文学，受到沉重的打击。但它还远远地没有被打垮。“同光体”诗人依然活跃一时。他们也在北京创立诗社，隐然和“南社”对抗。同时又出现了王国维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他在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影响下，提倡文学脱离现实政治社会，显然是和文学为革命斗争服务的进步潮流背道而驰的。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封建势力的复辟，革命进步作家有颓唐悲观的，如“南社”的许多诗人；有的甚至走向反动。前一时期的改良派人物如梁启超、严复、林纾等等也与遗老们合作起来，一时形成了腐朽文学的大合唱。
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先天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不可能完成民主革命和彻底打垮封建文化的任务。这个历史任务不得不落到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肩上来了。在新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旧文学终于受到更沉重的打击。

（二） 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运动前夕时期的文学。（1912 — 1919）[教材第11页]
1912年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革命由胜利转为失败，民主革命文学走向衰落，而封建文学又复辟泛滥。此时的作家队伍开始出现大分化：有的消极颓废，有的悲观厌世，有的与封建遗老遗少同流合污，也有的继续与袁世凯进行斗争，整个文坛黑暗一片乱糟糟，成为中国文坛最没有生气的年代(1912—1917)。
诗坛上，同光体和其他复古派诗人仍在活跃；文坛上，则活跃着桐城派的末流；剧坛上，上演的多是宣传因果报应、封建迷信、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的剧目。小说创作方面，流行于市场的主要是鸳鸯蝴蝶派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实际上是明清才子佳人小说在新形势下的变种。它是
一个通俗小说流派，追求文学作品的娱乐性、消遣性和趣味性，以迎合小市民的审美情趣，表现出明显的消闲性质和金钱主义倾向，曾受到新文学家如鲁迅、钱玄同、沈雁冰、郑振铎、瞿秋白等人的严厉批评。不过，这类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以及写作技巧等方面都有新的开拓。，代表作家作品有徐枕亚的《玉梨魂》、李涵秋的《广陵潮》、李定夷的《美人福》、吴双热的《兰娘哀史》、陈蝶仙的《泪珠缘》、秦瘦鸥的《秋海棠》、包天笑的《上海春秋》、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张恨水的《啼笑姻缘》等等。其中的黑幕小说，是一种专门揭人隐私的小说，则谈不上什么审美价值和文学价值。 封建主义文学的复辟泛滥和鸳鸯蝴蝶派小说流行的现实说明，中国资产阶级具有先天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他们不可能单独地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任务，也不可能彻底摧毁封建主义文学。这一历史重任只有落在一个新兴阶级——无产阶级的肩上。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月刊)在上海创刊，陈独秀主编。从第2卷1期(6期为1卷)起改名为(新青年》。
1916年底，杂志编辑部迁到北京，继续刊行，直到1922年7月出至第9卷6期停刊。(新青年》的创刊，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始。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吴虞等新文学家们，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文学，大力倡导建设无产阶级的大众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1918年5月，鲁迅的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成为“五四”新小说的开山作。它以强烈的反封建精神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指明了出路，预示着一个新时期的到来。

在革命的潮流中，旧文学受到沉重的打击；但它们还远远没有被打垮。“同光体”诗人依然活跃一时。随着民主革命的失败，封建势力的复辟，一度倾向革命进步的作家，有的颓唐悲观，有的甚至走向对立面。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先天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不可能完成民主革命和彻底打倒封建文学的任务。这个历史任务不得不落到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肩上。
这就是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