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由 56 个兄弟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呈现出多元一体的辉煌姿态。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民间故事，也以丰饶优美著称于世。中国民间故事从萌生到发展、成熟，大约经历了 2500 年。早在先秦两汉时期，“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中的一些故事，就已引起史官和文人的注意，开始用文字把它记述下来。从秦汉魏晋时期的《山海经》、《列异传》和《搜神记》，到唐代的《广异记》和《酉阳杂俎》，从宋元时期的《夷坚志》、《夷坚续志》，到明清的《耳谈》和《子不语》、《咫闻录》等等，其中保存有成千上万则口述故事。 20 世纪初叶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激发起人们采录研究歌谣、故事的热潮。经过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三个民间文学黄金季节，我们所积累的故事资料已达到数十万篇，一部史无前例的故事巨著《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正按省、市分卷陆续出版。同时还发现了上万名优秀故事家正从事着鲜活的故事讲述活动。

　　民间故事以现实世界中形形色色的普通人的生活遭遇及其理想愿望为叙说中心，用巧妙的虚构方式编织而成，富于趣味性与教育性。它们有的贴近实际生活，有的饱含神奇幻想，有的诙谐幽默，有的寄寓哲理，构成一个多姿多彩的艺术世界。下面让我们就那些常见故事类型，对中国故事的艺术世界作一个粗略的宏观扫描。

第一节、动物故事的特殊魅力

　　在国际民间故事分类编码体系中，都是把动物故事放在最前面，中国的几部故事类型索引也是如此。丁乃通的著作搜罗最广，列出的动物故事类型达 150 个；金荣华就三部民间故事集成所作的分类编码，动物故事类型为 50 个，它们是中国各族民间故事中常见动物故事的代表。

1 、动物故事主要系列及其构思特点。

　　动物故事分为“动物”以及“动物与人”两大系列，能够反映出这些故事本身的艺术构思特点和中国民间故事积累的实际状况。

　　(1) 完全以动物为角色，在动物世界里展开的故事。常见类型有“小鸡崽报仇胜野猫”，‘兔杀狮”，“豹狼挑拨离间”，“猫装慈悲吃老鼠”，“猫教老虎上树”，‘用尾巴钓鱼上大当”，“猴子把心肝留给家里”，“狐狸中了计，兔子笑裂嘴”，“水牛涂泥斗猛虎”，等等。故事中角色之间的冲突纠葛，既是按动物的生活习性展开的，十分活泼有趣；又象征性地折射出人类社会生活某一方面的特点，或人们在社会斗争中积累的某种经验教训。如关于弱者团结起来或充分运用自己的勇敢智慧从而打败强敌的闪光思想，就在那些关于小动物战胜大动物的生动叙说里得到有力的表现，给予在困境中奋斗挣扎的民众以宝贵的启示和鼓舞。

　　(2) 还有一类故事是以人与动物的纠葛构成有趣情节的。这样的类型有“中山狼”，“老虎怕屋漏”，“老虎求医报恩”，“义犬救主”，“八哥鸟报仇”，“猫狗结仇”，“动物报思人负义”，“人心不足蛇吞象”（相）等等。动物与人的关系，不外乎与人敌对祸害人类，或对人友善助人得福两方面，民众口头叙说最多的是人与动物互相救助的感人故事。它既反映出在漫长岁月里人与周围动物结成的亲密友好关系，也折射出传承这些故事的广大民众善良慈爱的心地。

　　动物故事中的动物形象，以拟人手法构成。它们是民众在现实与幻想的交织中既概括了动物的习性，又注入了人的思想的一种艺术创造。这种拟人化的结果，就使这些故事中的动物形象呈现出复杂的状态。那就是它既是动物，又不是动物；既不是人，又是人。它是人和动物的统一，是现实和幻想的统一。在拟人化的过程中，人们不仅要尊重有关动物角色本来的生活习性，还受着历史形成的民族心理的影响，打上动物崇拜或图腾崇拜的烙印。如居住在湘鄂西山区的土家族，由于世代传承着对白虎的图腾信仰，人们便以亲切的口吻讲述“义虎”助人的故事，而云南阿佤山的佤族民众，没有这种信仰背景，老虎便以骄横愚蠢的角色出现，成为人们嘲讽的对象。故事中许多动物形象的塑造，在以它们自然形态为基础的同时，还融合着相关民族的传统习俗在内，由此也赋予故事丰富的文化内涵。

　　动物故事以描绘奇特有趣的动物世界来吸引人们。这个动物世界并非动物自然生态的再现，而是对人类社会的折射。它们“形似”动物世界，却“神似”人间百态，成为两个世界的巧妙融合，并由此寄寓丰富深刻的社会人生哲理。口头文学家正是在这似与不似之间施展艺术智慧编织故事，赋予这些动物故事以妙趣横生又意味深长的魅力。

2 ．“动物故事”和“寓言”

　　中国先秦诸子散文中的寓言，古希腊的《伊索寓言》，古印度的佛经寓言如《百喻经》等，均在人类文化史上享有盛誉。寓言的基本特征是借虚构的小故事来寄托某种训诫，它可以用人类也可以用动物来作主角，在简短有趣的故事叙述中对人类社会生活经验进行理性思考，鲜明有力地表达启迪世人的训诫。寓言是世界性的文学体裁，英国著名学者爱德华·泰勒所著《原始文化》一书，就讲述了在原始文化背景上，描述动物生活习性“任何训诫都没有渗入”的普通动物故事怎样逐步过渡到动物寓言的过程。这类纯粹的动物故事在后世的口头文学中已不多见。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著名作家薄伽丘有一个精彩论断：“所有有价值的故事都是寓言，也就是说它有一个重大意义的核心，包藏在虚构的往往不太可能的故事的外壳里。”因此就广义来说，民间口头传承的神话、传说、故事等类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寓言特征，或具有演化成寓言的可能性。所谓先秦寓言，其实它们并非一种单一体裁，正如一位研究中国古代寓言并主编《历代寓言选》的著名学者公木所指出的，先秦寓言的来源是人民口头创作的神话、传说、故事，“它们被赋予寓言的性质，还是由于它们被引用在诸子散文中，经过引用者加以生发的结果”。《愚公移山》、《叶公好龙》就分别来自神话和传说，《狐假虎威》是典型的动物故事，《守株待兔》、《郑人买履》等以蠢人为主角的小故事实为笑话。它们被当时的士人引述时，加以生发改造，便都被学人作为寓言来看待了。

　　在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中，儒家学说长期占居主导地位；宋以后儒道释由鼎立演化成合流，社会伦理道德仍受儒家思想支配，从上层到下层的文艺生活都有“重教化“的特点，它也渗透到作为休闲娱乐而流行开来的口头讲述故事之中。山东一个著名女故事家胡怀梅常对人说：“为男为女在世间，良心行为要当先，为人不懂世间理，枉在人世走一番。”她讲故事就是要人们明理走正道。在旧时代的广大乡村，文化教育事业落后，民间故事担负着寓教于乐的重要社会功能。许多有见识的文人采录故事，也是着眼于它们“有益讽诫”，借此“以寓劝惩”。仔细体察，我们甚至可以说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民间故事都有寓言化的倾向，就以那些曲折丰富的长篇故事而言，出色的故事讲述人常常借用一些意味深长的流行谚语来作为“故事眼”和故事篇名，如关于男女情爱的《有缘千里来相会》，关于友谊的《春风和夏雨》（“没有春风，哪来夏雨”）以及《路遥和马壮》（“路遥知马壮，事久见人心”），讲人世沧桑的《何东与何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