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歌德及其创作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最伟大的诗人、作家、思想家和科学家，图6-01、图6-02在欧洲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出生于法兰克福一个上层资产阶级家庭，受过良好教育，曾从业律师，当过魏玛宫廷的重要官员。

　　在狂飚突进运动中，他创作了大量的抒情诗，大多歌咏爱情、歌颂美好的自然景物，民歌风格明显，艺术手法新颖多样，是德国近代抒情诗的真正发端。《欢会与别离》、《野蔷薇》是其早期抒情诗的珍品。历史剧《铁手骑士葛兹•封·贝利欣根》（1773）以古喻今，表达了渴望民族统一、要求自由平等的反封建思想，形式上打破了古典主义“三一律”的束缚，具有莎士比亚式的宏大场面，是德国现实主义历史剧的奠基作之一。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为歌德赢得全欧声誉，它绝不是一部纯粹的爱情小说，主人公维特在封建秩序和封建观念的重压下，始终未能实现自我价值和人生理想，由悲愤悲观而终于自杀。维特的悲剧既控诉了封建社会的腐败风习，同时张扬了个性解放的时代要求，也暴露了德国青年一代在抗争乏力时的悲观情绪，但维特的自杀行为也包含了叛逆精神和坚持信念的因素。从理查生的家庭小说到卢梭的《新爱洛绮丝》，再到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18世纪具有强烈感伤色彩的小说，终于敲响了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晨钟。

　　歌德在魏玛公国从政的十年（1775-1786）期间，写下了一些富于魅力的谣曲，如《迷娘曲》、《魔王》等，大多数被谱成歌曲在全欧广为流传。图6-03、图6-04、图6-05（插图本100页，三幅）悲剧《哀格蒙特》（1775-1788），标志着歌德的创作由狂飚突进的激情向古典时期的和谐过渡，此后的《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1787）和《托夸多•塔索》（1790）再次表明，歌德的思想重心已由社会批判转向抽象的人性和人类前景的探索。

　　与席勒合作的十年（1794-1805）中，歌德主要创作了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1795-1796）、长诗《赫尔曼与窦绿苔》（1797）和诗剧《浮士德》第一部等作品，《赫尔曼与窦绿苔》所表现出的惧怕革命和向往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倾向，正是这一时期歌德的思想特征。

　　《西东合集》（1819）是歌德晚期抒情诗的代表作，诗人运用东方素材和完美的诗艺，抒发了对宇宙、社会、人生的多方位的体验和探索。晚期创作的主要成果还有：小说《亲和力》（1809）、《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1820-1829）、文学自传《诗与真》（1811-1814）和《浮士德》第二部等。这些作品是歌德世界观人生观的总结，其主要特征为重视社会实践和社会改革，有用文艺、道德教育取代政治革命的倾向。图6-06、图6-07、图6-08

　　《浮士德》（1771-1831）是歌德最伟大的作品，也是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艺术才能的概括总结。诗剧以浮士德自强不息、不断求索的一生，肯定了积极进取的人生观，抒发了建立幸福自由的人间乐园的社会理想，同时也对文艺复兴以来几百年间欧洲精神文化的发展作了深刻的审视和严厉的批判，表现出一个文化巨人的非凡的洞察力和睿智。

　　浮士德是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典型。他的勇于追求真理、敢于自我否定、毕生努力不懈的品格喻示了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正面的精神素质。浮士德探索的五个阶段蕴含着作者的文化批判：“知识悲剧”是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和轻视现实人生倾向的否定，也是对个性的有限性和宇宙的无限性这一永恒矛盾的揭示；“爱情悲剧”揭示现世人生的幸福观与中世纪禁欲主义的对立；“政治悲剧”是个人从政经历的自嘲，也是对知识分子企图依附王权来实现政治理想的幼稚性的讥讽；“美的悲剧”既肯定了优秀的文化遗产具有永恒的魅力，又喻示了它决不是改造世道人心的万应灵药；“事业悲剧”既提出了用改造自然来取代社会政治革命，从而建立人间乐园的设想，又对这一理想能否实现表示怀疑。进入天堂的结局，是对浮士德式的探索精神的肯定，也表明基督教传统文化的强大的思想统制力。靡菲斯特是与浮士德相对立的形象，他引诱浮士德误入歧途，也就是为浮士德的精神超越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在他身上还体现出高度的批判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作者的代言人。

　　《浮士德》以辨证、对立统一的方法塑造主要人物形象；采用多种诗歌形式来表情状物，自如浑成，显示了高超的技艺；以主人公探索历程为主线，上天入地，视通万里，形成宇宙全景式的空间结构；有对社会秩序、风土人情的细致描摹，更有精鹜八极的浪漫想象；多种多样的诗体形式表现了丰富多彩的思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