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诗人。出生于阿雷佐，他父亲是佛罗伦萨著名的公证人，和但丁同时被放逐。1311年举家迁居法国，在普罗旺斯旅居多年。后来父亲送他到博洛尼亚学习法律，但他却酷爱文学。父亲去世后，他专心从事文学活动，勤奋研读古典著作，掌握了渊博的知识。他广泛搜求古希腊、罗马典籍，并最早突破中世纪神学观念，首先提出要研究人文学科，因此被称为第一个人文主义者。

　　彼特拉克用拉丁语写了许多诗歌、散文、书信。其中拉丁史诗《阿非利加》（1338—1342）是他的得意之作，诗人希望这部作品能使他“永垂不朽”，他也因此获得了桂冠诗人的荣誉。但他最优秀的作品是用意大利语写的抒情诗集《歌集》。这部诗作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为欧洲近代抒情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彼特拉克的艺术实践使十四行诗（即“商籁体）达到完美的境界，成为近代西方诗歌中的一个重要诗体。

　　《诗集》收入了诗人在1330年前后至他逝世前40多年间的366首诗歌。其中绝大部分是十四行诗，歌咏诗人对劳拉的爱情。劳拉其人一直是文学史上的不解之谜。彼特拉克的恋人的真实名字不叫劳拉。据说她是一个贵妇人，死于1348年欧洲流行的黑死病（瘟疫），年仅40岁。她生前接受诗人的爱情，但拒绝与他发生肉体上的亲密关系。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情主宰了彼特拉克一生的感情，成为他诗歌创作的灵感源泉。难怪英国大诗人拜伦在他的诗作《唐璜》中不无幽默地写道：“彼特拉克一生诗笔生灵，/只因与情侣劳拉好梦难成。”

　　彼特拉克生前从不向人谈论他真实的爱情故事，不过，在一本维吉尔诗歌手抄本的扉页上，诗人写下了他与劳拉（不管她是谁）的关系：“劳拉自身的美德使她光彩照人，并且使我在诗歌中永久地为之歌颂。1327年4月6日，在阿维尼翁的克莱尔教堂做早祷时，我第一次见到她，那时我很年轻。1348年，也是4月6日这一天，在同一时辰，同一城市，她的光彩被从这个世界上劫去了……。”

　　据说1344年彼特拉克也差一点死于当时流行的黑死病。那时身染“绝症”的彼特拉克奄奄一息，人们都以为他死了。根据当时的法律，死人要放置24小时方可下葬。20个小时过后，彼特拉克奇迹般地站了起来，避免了被活埋的命运。这样，他又活了30年。当他真的死了以后，人们发现他躺在一大堆书籍和手稿上，手里还紧握着笔。他事先写好了遗嘱，其中提到留下50弗罗林给他的好友薄伽丘，让他买一件外套过冬。

附录二：

薄伽丘的爱情故事

黄汉平

　　薄伽丘（1313—1375），意大利作家。生于巴黎，是佛罗伦萨一名商人与一个法国女人的私生子。他的童年是在严父和后母的冷漠家庭中度过的。父亲一心想让薄伽丘继承自己的事业，做一个商人，但他父亲很快就发现，薄伽丘买的书要比卖掉的货多得多，失望之余，便把他送进了那不勒斯大学。有一次，他偶然经过那不勒斯附近的古罗马大诗人维吉尔的坟墓，一种崇高感在青年薄伽丘的心中油然而生，他发誓，这一辈子就献身给文学。薄伽丘于1340年回到佛罗伦萨，拥护当地的共和政权，积极参加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1350年结识彼特拉克，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他极大地激励了薄伽丘研究古典学问的热情。

　　薄伽丘是个多产作家，写过长篇传奇、史诗、叙事诗、十四行诗、短篇小说、学术论著等。他的《但丁传》是研究但丁最早的学术著作之一。他的代表作《十日谈》是一部现实主义巨著，运用“框架结构”的形式把一百个故事串连起来，使全书浑然一体。薄伽丘是个自觉的文体家，作品语言精练、生动、幽默，写人状物，微妙尽致。《十日谈》为意大利散文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开创了欧洲短篇小说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

　　薄伽丘一生独身，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生命中没有女人。他自称：“为了女性，我曾写下千来首爱情诗。”正如但丁与贝雅特丽丝，彼特拉克与劳拉，薄伽丘也有一个让他刻骨铭心的女人——玛丽亚，这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那不勒斯期间，薄伽丘结识了他终身一遇的女性玛丽亚，她是那不勒斯亲王罗伯特的私生女，一个有夫之妇。他是在圣罗棱索教堂做早祷时第一次见到玛丽亚。两人一见钟情，继而频频约会。不久，他们的恋情暴露，玛丽亚屈从于丈夫的威逼，与薄伽丘分手了。后来薄伽丘回到佛罗伦萨，但直到暮年，他都不能忘情于玛丽亚。他的许多作品，正如他在给玛丽亚的一封信中所言，都是“在凄凉的境遇中追忆昔日的欢乐时光”。换句话说，薄伽丘把对情人的全部的爱，都升华在创作上。

　　《爱情的幻影》（1342）是薄伽丘献给玛丽亚的一部长诗，写诗人梦中在他情人的引导下，会见古代和中世纪一些儿女英雄。在这部未完成的长诗中，薄伽丘煞费苦心地玩了一套藏头诗式的文字游戏，在诗行的一、三、五、七、九行的第一个字母中隐藏着“玛丽亚”（MARIA）的名字，表达了他对玛丽亚爱情的执着。在用散文写作的长篇传奇《菲亚美达》（1345）中，薄伽丘为玛丽亚取了个富有诗意的名字——“菲亚美达”（意为“小小的火焰”）。作品用女主人公自叙的方式，细腻地刻画了女子的相思、嫉妒、痛苦和期望的心理，这部作品后来被评论家称为欧洲文学中最早的一部“心理小说”。

　　薄伽丘写作《十日谈》（1348—1353）时，他和玛丽亚的那段恋情已过了10年，但他始终没有把她忘怀。在这部作品的序言里，薄伽丘谈到他的创作动机时写道：“从青春年少，直到眼前，我始终无比热烈地爱着一个人儿；说起来，她是那么高贵，以我的寒微，怕真有些配不上她。”在《十日谈》第四天的故事结尾时，作家又以深情的笔触勾勒出一幅美丽的菲亚美达的肖像画，再现了当年薄伽丘眼中的情人的风采：

　　菲亚美达长着一头金黄的鬈发，一直披到洁白细腻的肩膀上。她那鹅蛋脸儿才真像是百合花般洁白，腮帮子上泛着玫瑰色。一对眼睛像鹰眼一样明亮，两瓣嘴唇好像两颗红宝石。

附录三：

“伟大的笑匠”拉伯雷

黄汉平

　　拉伯雷（1494？—1553），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与西班牙的塞万提斯、英国的莎士比亚并称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大师。生于法国中部都兰省的希农城，父亲是一名富有的法官。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年轻时当过修士，经常躲在地窖里读禁书。后来学医，获博士学位，成为一名杰出的医生、博学多才的人文主义者。1530年前后，他漫游法国中部各大城市，广泛接触社会生活和下层人民，这为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532年，拉伯雷在里昂行医时读到一本民间故事《高大硕伟的巨人卡冈都亚大事记》，大受启发，于是开始了他的长篇巨著《巨人传》的创作。小说共五部，1532年出版的《庞大固埃》是第一部；1535年出版的《卡冈都亚》是第二部。第三、四部先后在1545和1550年出版，第五部在拉伯雷死后出版于1562年。《巨人传》集中笔力塑造了庞大固埃和他的父亲卡冈都亚两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巨人形象，寄托了作者的人文主义理想，表达了反封建、反教会的严肃主题。《巨人传》的前两部虽然遭到封建教会的禁止，但在支持者的大力帮助下，仍然得以发行，而且很快被读者抢购一空。拉伯雷的叙事艺术，以源于民间故事的怪诞、夸张和对感官享受的直言不讳著称。作家反对一切压抑人性的束缚，积极鼓吹文艺复兴的个性解放的思想。在他小说中描绘的德廉美修道院中，唯一的院规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拉伯雷是法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幽默大师，他作品的艺术特点在于能使读者快意地笑，爽朗地笑。他不愧为“伟大的笑匠”。

　　据说有一次，拉伯雷住在远离巴黎的一个小城市的旅馆，他已花光了到巴黎的旅费，连交房租的钱也没有了。怎样摆脱眼下的困境呢？他终于想出了一条“毒计”。他知道此计要冒一定的风险，不过如果成功，既可不花一分钱到达巴黎，又可免交房租，真可谓一举两得。于是他用三个纸袋装上泥土，上面分别写着“给国王的毒药”、“给王爷的毒药”和“给王太子的毒药”。他故意让房东看见这三个纸袋。房东果然中计，即刻偷偷地向警察局告发这个“下毒者”。拉伯雷被警方解压到巴黎后，他仰天哈哈大笑，解释自己不过是开个玩笑，决无下毒之意。最后他被无罪释放。

　　拉伯雷于1553年4月9日在巴黎逝世。他死时大声发笑说：“拉幕吧，戏做完了！……。”死后人们在他的箱子里找到这样的一句遗嘱：“我没有财产，我欠人不少，把我留下的送给穷人。”

附录四：

蒙田嗜书如命

黄汉平

　　蒙田（1533—1592），法国人文主义思想家、散文家。生于波尔多市一个新兴贵族家庭，自幼受到良好教育。21岁起当了13年法官。1581—1585年，他连续两次当选为波尔多市长，工作认真负责，但缺乏热情。他最喜欢的还是在家中赋闲，安安静静地读书和写作。他也喜欢出游，曾游历瑞士、意大利等地，留意各地人情风俗。他把读书心得、旅行见闻、日常感想记录下来，日积月累，写成《随笔集》（Les Essais）三卷共107章（前两卷于1580年出版，第三卷于1588年出版）。他在卷首致读者的话中写道：“读者诸君！这是一本诚实的书。……我希望大家能看到我平素的本来面目。我写的完全是我自己，也可以从中如实地看到我的缺点。”Essai 一词的原意是“尝试”，蒙田把它用作书名，开创了“随笔”这一文学形式。他的《随笔录》具有独特的思想意境和艺术风格，被誉为“世界各国正直人的枕边书”。

　　蒙田一辈子同书本打交道，已经到了嗜书如命的地步。有人曾开玩笑地问他一个问题：“假如你必须作出选择，你是让你的孩子还是让你的书籍烧掉了？”他竟回答让孩子烧掉。蒙田把人生追求的友谊、爱情和读书相提并论，称之为个人的三种基本交往，然后分析指出：友谊和爱情“都有偶然性，并取决于别人。第一种因其寡见鲜有而令人惆怅；第二种随着岁月增长而日渐凋零；故而它们没能满足我一生的需要”。能满足一生需要的是第三种——“与书本的交往伴随着我的一生，并处处给我以帮助”，“它是我人生旅途中最好的食粮，我非常可怜那些缺乏这种食粮的聪明人”。

　　蒙田虽然嗜书如命，但他并不是一个死读书的人。“我这人博览群书，但阅后即忘”——他甚至夸大其词地宣称：“我遗忘的能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遗忘”而被称为“能力”，显然是个“悖论”，这正是典型的蒙田式的表述方式即“反讽”。其本意不过是反对“死记硬背”，主张“悟性”或“理解”，强调“学化于才”：“我阅读书籍，但并不对它进行研究；如果有什么东西留在我的头脑中，我已经记不得这是别人的东西了；我的智力从中获得的唯一好处，是得到了推理和想象的能力。至于作者、地名、词汇和其它的情况，我很快就会忘掉。”蒙田尖刻地认为，崇尚“死记硬背”，导致“大批蠢人竟成了了不起的权威”；同时他诤诤告诫：“为师者不要忘了自己的职责，不要让学生死记硬背迦太基灭亡的日期，而忽略汉尼拔和西庇阿的品行，不要光让学生记住马塞卢斯死于何地，却不讲清楚为什么他那样死不是死得其所。”

　　蒙田认为读书人心性之差异可以判若云泥。“我在李维的著作中谈到的许多东西，别人没有读到，而普鲁塔克从中感受到的许多东西，我却没有感觉到，也许作者本人也没有感觉到。有些人进行的是纯语法研究，另一些人却是哲学剖析，从中可以发现人类本性最深奥的部分”。故有无“灵心”、“悟性”，是读死书还是读活书的关键：“知识若遇上迟钝的心灵，它会使迟钝加重，并使心灵窒息，因为那是一大堆生硬的难于消化的东西；如遇敏锐的心灵，知识便自然使之净化，精炼”。

　　“我知道什么呢？”是蒙田的一句名言，它与苏格拉底的“我一无所知”有异曲同工之妙。蒙田强调和研究人类包括他自己的“无知”。他说的“无知”并非“大字不识的无知”，而是“博学的无知”。知道自己无知算不得无知，“完全的无知，是不知道自己无知的无知”。“事实上，有些无知既强有力又极富内涵，在体面和勇气方面并不亚于学识。理解无知所需的学识并不少于理解学识所需的知识”，“所以我学习的唯一成果便是深感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太多”。

　　令人诧异的是，蒙田“最爱读的书是有关死的叙述”。他说，“我对此似乎情有独钟”，“因之我已养成习惯，不仅心里常念着死，而且常把它挂在嘴边”。蒙田在他书房的顶梁上刻了希腊和拉丁作家以及《圣经》里的话，其中第三梁上刻的是欧里庇得斯的一行希腊文：“谁知道生是不是就是死，死就是生？”蒙田认为，“谁教会人死亡，就是教会人生活”；他更认定西塞罗提出的命题：“探究哲理就是学习死亡”。

　　蒙田生前曾花了多年时间搜集各种奇特的死亡案例，他最不希望自己死时，最后连一句有趣的话都说不出来。可天意弄人，当死神降临时，蒙田因患痛风症而全身瘫痪，弥留之际，他面对床边的妻子和牧师，说不出只言片语。他是带着无言的遗憾离开人世的。

附录五：

塞万提斯的“国际玩笑”

黄汉平

　　塞万提斯（1547—1616），西班牙大作家，欧洲近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先驱者。出身于一个破落贵族家庭，少时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主要靠自学成材。他说：“我爱看书，连街上的破字纸都不放过。”24岁时参加抗击土尔其的雷邦多海战，英勇杀敌，多处负伤，左手残废，他对此一点也不后悔，还幽默地说：“断了左手，右手因此更光荣了。”1575年在回国途中遭遇土尔其海盗，被掳到阿尔及尔当了五年俘虏。回国后开始文学创作，写过诗歌、传奇、戏剧以及一部短篇小说集《惩恶扬善故事集》（1613）。他干过多年的海军征粮员、收税员等差事，多次被诬控入狱。长篇小说《堂吉诃德》（第一部，1605）就是在狱中构思创作的，他称这部书是“在监牢里诞生的孩子”，小说面世后获得极大成功。1615年，《堂吉诃德》第二部出版。次年因患水肿病死于马德里。据说，他与同时代的另一文学大师莎士比亚同年同月同日去世（1616年4月23日）。

　　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第一部结尾时曾预告，堂吉诃德还有第三次出行的记载，他要把这次出行的记载也“公之于世”。《堂吉诃德》第二部写了将近10年，还未完稿，市面上突然跑出一部冒牌的《堂吉诃德》续篇（1614）。一个假托阿隆索·费尔南台斯·台·阿维利亚内达之名的无耻文人推出了这部续篇，这家伙不但严重歪曲了原作的精神，把堂吉诃德写成一个毫无奇情异想的粗狂的疯子，把桑丘·潘沙写成一个毫无风趣的贪吃多话的傻子，而且对原作者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这下可把塞万提斯气坏了，他抱病加快了写作。1615年底，《堂吉诃德》第二部出版，作者在小说前面给雷莫斯伯爵（他是塞万提斯的庇护人）的《献辞》里，提到四方各地都催着他“把堂吉诃德送去，好抵消那家伙的影响”。接着，他这样写道：

　　最着急等堂吉诃德去的是中国的大皇帝。他一月前派专人送来一封中文信，要求我——或者竟可说是恳求我把堂吉诃德送到中国去，他要建立一所西班牙语文学院，打算用堂吉诃德的故事做课本；还说要请我去做院长。我问那钦差，中国皇帝陛下有没有托他送我盘费。他说压根儿没想到这层。

　　我说：“那么，老哥，你还是一天走一二十哩瓦、或者还照你奉使前来的行程回你的中国去吧。我身体不好，没力气走这么迢迢长路。况且我不但是病人，还是个穷人。他做他的帝王，我自有伟大的雷莫斯伯爵在拿坡黎斯，他老人家不用给我区区学院头衔或院长职位，也在赡养我，庇护我，给我以始愿不及的恩赐。”

　　以上话语自然是“小说家言”，或者说是作者开的一个“国际玩笑”，不足为信。但是，它也并非空穴来风。据《堂吉诃德》中译者杨绛考证，1612年（明神宗万历四十年），中国皇帝曾托传教士带给西班牙国王一封信，所以塞万提斯开了这个玩笑。

附录六：

西班牙才子中的凤凰

黄汉平

　　洛佩·德·维加（1562——1635），西班牙“黄金世纪”新戏剧的奠基人、仅次于塞万提斯的大作家。他以戏剧、诗歌和小说三方面的卓越成就而被誉为“才子中的凤凰”。维加生于马德里一个宫廷刺绣工匠家庭，一生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当过兵，随无敌舰队参加过对英作战，在军中开始写作生涯，晚年皈依宗教，成为一名教士。他一生放浪形骸，即使是受任神职后，他都不断卷进风流韵事和种种丑闻。不可思议的是，他还竟有如此充沛的精力和时间写出大量的作品。据说他写了2200部戏剧、3000首十四行诗和多部小说。他流传下来的戏剧大约有600部，仅此而言，他也是世界上最多产的戏剧家。

　　维加生前不愿出版他的剧本，以免影响剧院的上座率，但出版商们挖空心思出版他的剧本，经常派一些有惊人记忆力的人去观看演出。在剧场中坐上二三回后，这些记忆奇才便把剧情和台词几乎一字不漏地送到出版商手里。他们在剧本出版后大赚其钱。不过日子一长，出了名的“记忆人”也常常被逐出剧场——有一次上演维加的戏剧时，主要演员拒绝演下去，直到把一个“记忆人”赶出去——出版商也有对策，经常换马，找一些陌生的“记忆人”替补上去。

　　维加写剧本的速度奇快，一夜之间出一个剧本是常有的事，他有一百个剧本是一天之间写出来的。据说，塞万提斯最初也是写剧本的，并打算在戏剧创作上与维加一比高低。但他不久就放弃了，因为他听说维加在一周内写出十部戏剧，其中一部还是早餐前急就而成的，“没有人是这个‘鬼才’的敌手，”塞万提斯如是说。

　　在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的年代，剧场成了维加的天下。他的戏剧达到了西班牙民族戏剧的高峰。在他数以千计的戏剧中，尽管不乏粗制滥造的平庸之作，但在他成功的作品里，对人物的塑造和心理活动的描写细致入微；有的以其英雄气概或对爱情的忠贞深深激动观众，有的以其凶恶残暴而激起观众的义愤。这位剧作家成了西班牙民众的偶像。无论维加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一大群崇拜者簇拥着他。有一个评论家曾斗胆批评维加的作品，维加崇拜者威胁要杀死他，吓得这位评论家不敢出门，惶惶不可终日。在维加那个时代，他的名字成了“超级”的代名词，响当当的牌子，诸如“洛佩”雪茄、“洛佩”瓜和“洛佩”马之类，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然而，维加的晚境十分凄凉。爱子、妻子、情妇相继去世，更让他伤心的是，身边的女儿安东尼娅又与人私奔。所有这些不幸打击都让他“痛入骨髓”。有一个同时代人写道，每个周末的晚上，“他都以头重重地撞击房间的墙壁，以至墙上血迹斑斑。”

　　1635年8月27日，维加怀着悲怆和悔悟之情与世长辞。弥留之际，他问身边的人他还能坚持多久。当他被告知死神迫在眉睫时，“没关系，我说，”他声称，“但丁让我感到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