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库罗斯（约公元前525——前456），古希腊悲剧诗人，与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并称三大悲剧家。生于雅典一个贵族家庭，25岁开始戏剧创作。公元前484年，他在戏剧比赛中首次获得胜利。在当时希腊人眼中，他不仅是一个杰出的悲剧诗人，也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他曾多次投身于希腊波斯战争，抗击波斯侵略军。公元前490年，埃斯库罗斯和他的兄弟一起参加了著名的马拉松之役，兄弟战死，他也身负重伤而被抬下战场。为表彰他们兄弟俩的英雄事迹，希腊人把他们的画像陈列于雅典的纪念馆。马拉松战役10年后，埃斯库罗斯又参加了萨拉米等战役。后来他以波斯水师在萨拉米全军覆灭的事件为题材创作了《波斯人》（公元前472年演出，得头奖），这是现存希腊悲剧中惟一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一部作品（古希腊悲剧大多取材于神话传说）。在公元前468年的一次戏剧比赛中，他败于新手索福克勒斯，而后者早期的风格显然是受他的影响而形成。他当时很生气，认为他的失败是由于政治原因和评判员的不公正。据说他因此愤而离开了雅典。公元前5世纪70年代左右，他接受西西里岛叙拉古城邦的国王邀请，前往他那里作客。公元前458年他再次赴西西里，两年后卒于该岛南部的杰拉城，享年69岁。

传说埃斯库罗斯死于一场意外。诗人死前的一幕与他的悲剧宏伟崇高的风格极不相称。命运给他开了一个残忍的玩笑：空中一只叼着乌龟的飞鹰向诗人头顶俯冲，它以为诗人那闪闪发亮的秃顶是一块岩石，想在上面掉碎它的猎物，结果摔碎的是诗人高贵的头颅。

希腊人在他的墓前举行了献祭和戏剧演出，这是给诗人的一种“英雄”的荣誉。据说诗人生前曾为自己写过一首墓志铭：

雅典人埃斯库罗斯，欧福里翁之子，

躺在这里，周围荡漾着杰拉的麦浪；

马拉松圣地称道他作战英雄无比，

长头发的波斯人听了，心里最明白。

显然，诗人在墓志铭里并没有提到自己的戏剧成就。据传，埃斯库罗斯共写了70部悲剧（一说90部），生前得过13次奖，死后还得过4次，公认的代表著作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和《阿伽门农》。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方面，埃斯库罗斯为希腊悲剧艺术的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他“首先把演员的数目由一个增至二个，并削弱了歌队的作用，使对话成为主要部分”（亚里士多德语），他使戏剧结构程式基本定型化，使希腊悲剧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因此他获得了“悲剧之父”的称号。

“戏剧界的荷马”索福克勒斯

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6——前406），生于雅典一个工商业主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尤其是在音乐和体育方面颇有天赋。萨拉米之役胜利时，雅典人举行庆祝大会，英俊的索福克勒斯被选为少年歌舞队队长（那年他16岁），赤身裸体地带领歌队翩翩起舞。他很早就在戏剧界崭露头脚，28岁时在戏剧比赛中击败了埃斯库罗斯，得了头奖。他一生共获得24次奖，是希腊悲剧家中得奖最多的一位。他是当时剧场的常青树，85岁时还有剧作得奖。他的创作生涯长达60余年，据说共有剧作120余部，但仅有7部完整的悲剧流传至今，其中以《安提戈涅》和《俄狄浦斯五》最为杰出，后者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十全十美的悲剧”。

索福克勒斯使希腊悲剧艺术臻于完善，他首先在悲剧中加入了第三个演员，进一步加强了戏剧动作和对话。他的悲剧人物丰富多彩，矛盾冲突尖锐，结构精巧紧凑。古罗马的西塞罗把他的戏剧艺术与荷马史诗相提并论，因此，索福克勒斯有“戏剧界的荷马”之称誉。

作为三大悲剧诗人之一，索福克勒斯很尊敬他的前辈埃斯库罗斯，承认自己早期的剧作受其影响，不过他也批评这位“悲剧之父”太骄傲，在戏剧比赛中被他赢得了一次，就气愤不平。他对同时代的的欧里庇得斯也很敬重，当他得知欧里庇得斯逝世的消息时，他叫自己的歌队为他志哀，他本人也于同一年去世。索福克勒斯生前曾说，他按照人应当是什么样来写，欧里庇得斯则按照人本来是什么样来写；换句话说，他写的多是理想化人物，欧里庇得斯写的则是现实的普通人。

据说索福克勒斯的嗓子一向不好，他是在念自己的悲剧《安提戈涅》中一个长长的句子时因上气不接下气而断了气。诗人死时，雅典和斯巴达正在打仗。斯巴达将军听说他去世，特别下令停战，让他的遗体归葬故乡。他的坟头上立着一个善于唱歌的人头鸟的雕像。

“舞台上的哲学家”欧里庇得斯

欧里庇得斯（约公元前480——前406），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出生于雅典一个贵族家庭，少年时学过摔角与拳术，并且在运动会上得过奖，他还学习过绘画，据说他的美术作品曾被古物搜集家在墨伽拉城发现。他大概继承过一大笔财产，因此有钱购置许多书籍（抄本），是当时第一个拥有大量藏书的人，他曾在阿那克萨哥拉门下听过有关自然哲学的课，同时也接受了智者学派哲学思想的影响。他很少担任公共职务，只作过阿波罗神庙上的祭司，出使过叙拉古。据说他一生共写过92部剧本，只得过5次奖，现存17部悲剧和1部“羊人剧”（即“笑剧”），代表作有《美狄亚》、《特洛亚妇女》等。欧里庇得斯喜爱在他的戏剧中谈论哲学，因此被称为“舞台上的哲学家”。

欧里庇得斯在三大悲剧诗人中最富于民主精神。晚年，由于他反对雅典当局的暴政，对神表示怀疑，为当局所不容。公元前408年，他应邀到马其顿王阿尔克拉奥斯的宫廷，诗人最后的杰作《酒神的伴侣》就是在那里写成的。他大约在公元前406年初死于马其顿，传说是被国王的猎狗咬死的。雅典人曾派人去取诗人的遗骸，被阿尔克拉奥斯拒绝，他们只好在雅典郊外为诗人立了个纪念碑，上面刻着：

全希腊世界是欧里庇得斯的纪念碑，

诗人的骸骨在客死之地马其顿永埋，

诗人的故乡是雅典——希腊的希腊，

这里万人称赞他，欣赏他的诗才。

欧里庇得斯对希腊悲剧发展的主要贡献是写实手法和心理刻画，他的创作标志着旧的“英雄悲剧”的终结。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人物绝大多数是理想化的英雄人物，欧里庇得斯塑造的人物则更接近于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他着力于刻画人物的内心冲突，不大注意戏剧结构。他对妇女的命运非常关注，现存18部剧作中就有12部是以妇女问题为题材的，有人说他是第一个在舞台上发现女人的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在世时不大受人欢迎，死后他的名声反而更大，他对后世欧洲文学的影响，远甚于他的两位前辈悲剧诗人。

附录二：

第欧根尼和亚历山大^①

[英]吉·海特

黄汉平译

　　他躺在光溜溜的地上，赤着脚，胡子拉茬的，半裸着身子，模样活像个乞丐或疯子。可他就是他，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大清早，他随着初升的太阳睁开双眼，搔了搔痒，便像狗一样在路边忙开了他的“公事”。他在公共喷泉边抹了把脸，向路人讨了一块面包和几颗橄榄，然后蹲在地上大嚼起来，又掬起几捧泉水送人肚中。他没工作在身，也无家可归，是一个逍遥自在的人。街市上熙熙攘攘，到处是顾客、商人、奴隶和异邦人，这时他也会在其中转悠一二个钟头。人人都认识他，或者都听说过他。他们会问他一些尖刻的问题，而他也尖刻地回答。有时他们丢给他一些食物，他很有节制地道一声谢；有时他们恶作剧地扔给他卵石子，他破口大骂，毫不客气地回敬。他们拿不准他是不是疯了。他却认定他们疯了，只是他们的疯各有各的不同；他们令他感到好笑。此刻他正走回家去。

　　他没有房子，甚至连一个茅庐都没有。他认为人们为生活煞费苦心，过于讲究奢华。房子有什么用处？人不需要隐私；自然的行为并不可耻；我们做着同样的事情，没什么必要把它们隐藏起来。人实在不需要床榻和椅子等诸如此类的家具，动物睡在地上也过着健康的生活呀。既然大自然没有给我们穿上适当的东西，那我们惟一需要的是一件御寒的衣服，某种躲避风雨的遮蔽。所以他拥有一张毯子——白天披在身，晚上盖在身上——他睡在一个桶里。他的名字叫第欧根尼。人们称他为“狗”，把他的哲学叫做犬儒哲学。他一生大部分时光都在希腊的科林斯城邦度过，那是一个富裕、懒散而腐败的城市，他挖苦嘲讽那里的人们，偶尔也把矛头转向他们当中的某个人。

　　他的住所不是木材做成的，而是泥土做的贮物桶。这是一个破桶，显然是人们弃之不用的。住这样的地方他并不是第一个，但他确实是第一个自愿这么做的人，这出乎众人的想法。

　　第欧根尼不是疯子，他是一个哲学家，通过戏剧、诗歌和散文的创作来阐述他的学说；他向那些愿意倾听的人传道；他拥有一批崇拜他的门徒。他言传身教地进行简单明了的教学。所有的人都应当自然地生活，他说，所谓自然的就是正常的而不可能是罪恶的或可耻的。抛开那些造作虚伪的习俗；摆脱那些繁文缛节和奢侈享受：只有这样，你才能过自由的生活。富有的人认为他占有宽敞的房子、华贵的衣服，还有马匹、仆人和银行存款。其实并非如此。他依赖它们，他得为这些东西操心，把一生的大部分精力都耗费在这上面。它们支配着他。他是它们的奴隶。为了攫取这些虚假浮华的东西，他出卖了自己的独立性，这惟一真实长久的东西。

　　当时有好多人对社会生活感到厌倦，都逃避到小小的农庄上、静静的乡村里，或隐居的山洞中，在那里过着简朴的生活。第欧根尼不这样做。他是一个传教士。他明确自己的生活目标，那就是“重铸货币”②：拭去人类生活上面的金银蒙尘，揭除陈规陋习的假面具，重新印上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

　　公元前4世纪，其他伟大的哲学家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主要是在自己的学园里教学。但对第欧根尼来说，实验室和标本，大课堂和学生，这些都存在于芸芸众生中间。因此他决定住在雅典或科林斯，那里来自地中海一带的游客络绎不绝。他故意在大庭广众中这样做，目的是向世人显示什么是真正的生活。

　　他认为世人大都是半死不活的，大多数人只是个半人。在中午，光天化日下，他打着一盏点着的灯笼穿过市井街头，碰到谁他就往谁的脸上照。他们问他何故这样，第欧根尼回答：“我想试试能否找出一个人来。”

　　有一次，见到一个达官贵人正让仆人帮他穿鞋，第欧根尼对他说：“他为你揩鼻涕的时候，你才会真正感到幸福：不过这要等到你的双手残废以后。”

　　曾经爆发过一场严重的战争，连浑浑噩噩、醉生梦死的科林斯人都不禁惊恐万状。他们开始厉兵秣马，重新修建荒废已入的防御工事。第欧根尼也推着他那破旧的土桶在地上滚来滚去，“看到你们忙得不亦乐乎，”他说，“我想我也该干点什么事情啦！”

　　他就这样生活着——像一条狗，有些人这样说，因为他全然不顾社会规范，而且还朝他所鄙视的人咧嘴叫喊。此刻他正躺在阳光下，心满意足，乐也悠悠，比波斯国王还要快活（他常这样自我吹嘘）。他知道他将有贵客来访，但仍然无动于衷。

　　狭小的广场开始充满黑压压的人群。僮仆、士兵、文书、官员和外交家，他们逐渐在第欧根尼的四周围成一个圈子。他抬眼望去，就像一个清醒的人审视一群蹒跚的醉鬼，然后他摇了摇头。他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是亚历山大的奴仆。这位马其顿国王、希腊的征服者正在视察他新的王国。

　　年仅20岁，亚历山大比他的年龄要成熟和睿智得多。他像所有的马其顿人一样嗜酒，但他一般能够适可而止；他对待妇女彬彬有礼，不失骑士风度。像所有的马其顿人，他热衷打仗；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指挥官，但并非只是一部军事自动机器。他善于思考。亚历山大13岁就师从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汲取希腊访华精华。亚里士多德教授他诗歌、哲学，特别是政权的形态和应用；此外还向他传授科学研究的方法。的确，正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亚历山大学会了从错综复杂的事物中找到富有启发性的东西。

　　眼下亚历山大在科林斯担任他父亲腓力二世所创建的希腊城邦联盟的首脑。他到处受欢迎受尊崇受奉承。他是一代英雄。他新近被一致推举为远征军司令，准备向那古老、富饶而又腐败的亚洲进军。几乎人人都涌向科林斯，为的是向他祝贺，希望在他麾下效忠，甚至只是想看看他。惟独第欧根尼，他身居科林斯，却拒不觐见这位新君主。怀着亚里士多德教给他的宽宏大度，亚历山大决意造访第欧根尼。

　　亚历山大相貌英俊，眼光炯炯有神，一副强健的身躯，披着带金的紫色斗篷，器宇轩昂，胸有成竹，他穿过两边闪开的人群走向“狗窝”。他走近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肃然起敬。第欧根尼只是用一肘支着坐起来。他进入每一个地方，所有的人都向他鞠躬敬礼或欢呼致意。第欧根尼一声不吭。

　　一阵沉默。亚历山大先开口致以和蔼的问候。打量着那可怜的破桶，孤单的烂衫，还有躺在地上那个粗陋邋遢的形象，他说：“第欧根尼，我能帮你忙吗？

　　“能，”“狗”说，“站到一边去，你挡住了阳光。”

　　一阵惊愕的沉默。慢慢地，亚历山大转过身。那些穿戴优雅的希腊人发出一阵窃笑，马其顿的官兵们判定第欧根尼不值一踢，也互相用肘轻推着哄笑起来。亚历山大仍然沉默不语。最后他对着身边的人平静地说：“假如我不是亚历山大，我一定做第欧根尼。”他们以为这话自相矛盾。但亚历山大说此话自有他的道理。他理解别人所不能理解的犬儒主义。他是第欧根尼所自称的“世界公民”。像第欧根尼一样，他崇拜海格立斯③的英雄形象，当别人只为自己的利益费尽心机之时，这位英雄却在为人类而摩顶放踵。他知道世上活着的人当中只有征服者亚历山大和乞丐第欧根尼是自由的。

译注：

①第欧根尼（Diogenes，约公元前412~前323年），古希腊哲学家，犬儒学派（希腊一哲学派别，它强调禁欲主义的自我满足，放弃舒适环境）的原型人物。他生于古希腊在小亚细亚的殖民城邦锡诺帕（今土耳其锡诺普），相传被逐出故乡后前往雅典。他宣传犬儒派哲学，与其说是靠完整的思想体系，毋宁说靠个人的榜样。他揭露大多数传统的标准和信条的虚伪性，号召人们回复简朴的自然的生活。归到他名下的但现已失传的各种著作中，有对话、戏剧和一部《共和国》，该书描绘无政府主义者的乌托邦，人们在其中过着“自然”的生活。传说第欧根尼和亚历山大是同年同月同日死的。第欧根尼临终前要求人们把他的尸体倒过来下葬，因为他相信世界总是颠倒的。他死后，科林斯人为他树立了一方纪念碑石，上面雕有一只躺着的大理石狗。

亚历山大（Alexander III， the Great，公元前356~前323年），马其顿国王，世界征服者中的杰出人物。在马其顿征服希腊的战役中，年仅18岁的亚历山大起过非凡的作用。公元前336年，他父亲腓力二世遇刺身亡，亚历山大继任王位。同年挥师南下，到科林斯接受希腊各城邦（斯巴达除外）对他的宣誓效忠。公元前334年春，亚历山大征服了小亚细亚，击败了波斯大军。最后他的远征南至埃及，东到印度，行程有17600公里，征服了当时欧洲人已知世界的绝大部分。公元前323年春死于巴比伦，年仅33岁。亚历山大改变了世界历史，他使古希腊文化在近东统治长达1000年之久。

②早在第欧根尼转向哲学之前，他和父亲曾经被指控犯有伪造货币罪。第欧根尼毫不讳忌地翻开自己的“历史老帐”，并赋予新的解释。这里可以看出第欧根尼的玩世不恭也有其严肃的意义。

③海格立斯（Hercules），罗马神话中的英雄，即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赫拉克勒斯（Heracles）。他是宙斯和阿尔克墨所生，以非凡的气力和英勇的功绩著称。其中最有名的是他经历种种磨难，完成了12件苦差事（亦称大功），最后赢得了与奥林帕斯山众神一样永生不死的命运。

附录三：

维吉尔：罗马帝国最伟大的诗人

黄汉平

　　维吉尔（公元前70年——前19），出生于意大利北部曼图阿附近的一个山清水秀的农庄。关于这个最大帝国的最伟大的诗人的诞生，公元4世纪多那图斯的《维吉尔传》记载了一个奇特的传说：“当他母亲怀他的时候，梦见了一株月桂树，落地之后立即长成一株大树，结了许多果实和花朵。次日她和丈夫去附近一处农庄时，半路上不得不离开大道，在路边一条沟里把婴儿生下来。据说，婴儿出生时不哭，相貌温和，父母当时就肯定这孩子将来会很幸福。此外还发生了一个征兆，按当时的风俗，小儿出生处要种一株小白杨树，这树一种下去就长得像有一年树龄的样子，因此这棵树就被人叫做‘维吉尔树’。人们认定它是圣树，凡是怀孕的妇女和年轻的母亲，都来向它祈祷。”

　　维吉尔幼年在他父亲的田庄上过着农家生活。他的父母为让他受到良好的教育，先后送他到莱蒙那、米兰和罗马学习，他学过修辞学、希腊文和哲学，还学过医学、数学和法律，并出庭作过一次辩护，但由于口拙，没有成功。

　　据多那图斯说，“维吉尔身材修长，面色黧黑，像个庄稼汉。”他体质不佳，性格深沉，善感多愁，是一个很害羞的人。维吉尔终身未娶，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诗歌女神，主要作品有公元前37年出版的《牧歌》，以及随后花了整整七年时间创作的《农事诗》，诗集对农事生活和田园风光有出色的描绘，只有既是农民又是诗人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美丽的诗歌。《农事诗》是献给麦克纳斯的，他是诗人的资助者，罗马著名文人团体的首领。维吉尔和麦克纳斯为罗马的执政者屋大维——他实际上是罗马帝国的始皇帝，公元前27年获“奥古斯都“封号，公元前2年被晋封为“国父”——朗诵了《农事诗》，屋大维大为赞赏，他建议维吉尔写一部歌颂伟大罗马帝国的长诗。

　　于是，从公元前30年起，维吉尔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写作他的史诗《埃涅阿斯纪》。埃涅阿斯是特洛亚英雄，他在城邦被希腊联军攻陷后，带领幸存者，历经千辛万苦，来到意大利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这就是后来地跨欧亚非的庞大的罗马帝国。《埃涅阿斯纪》在结构形式上模仿荷马史诗，但在性质和风格上它跟从民间说唱文学基础上自然发展而成的荷马史诗很不一样，它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历史感和思想的成熟。同时它又充满着一种疑虑不安、悲天悯人以至忧郁的情调，这使维吉尔成为一个“万事都堪落泪”的诗人。《埃涅阿斯纪》既是罗马的一部民族史诗，也是一种新型史诗（一般称为“文人史诗”），从这层意义上讲，维吉尔可以算是欧洲第一个“现代”诗人。

　　维吉尔是一个创作态度极为严谨的诗人，他写作的速度不快，每天只写几行诗，但都是精雕细琢的完美诗句。多那图斯曾引用维吉尔自己的话说：“他写诗就像雌熊舔仔，把它们慢慢地舔出一个模样来。”经过十年的苦心经营，他终于完成了《埃涅阿斯纪》的初稿。他还准备用三年时间修改。为此，他在公元前19年起身去希腊、小亚细亚等地进行实地考察，中途不幸患上热病，回到意大利几天后就去世了，终年51岁，葬在那不勒斯。在他的墓碑上刻着以下两行铭文：

　　曼图阿生我，卡拉布利亚夺去我的生命，如今帕尔特诺佩保佑我；

　　我歌唱过放牧、农田和领袖。

　　维吉尔临终之际，还念念不忘他的《埃涅阿斯纪》。他认为这部诗作还不够完美，因此在遗嘱中要求他的朋友瓦留斯和图卡把史诗稿焚毁。幸运的是，他们在处理他的遗稿时，并没按照他的遗嘱做，屋大维命令他们整理编辑这部史诗，公之于世。

　　维吉尔被公认为罗马帝国最伟大的诗人。罗马人常自豪地说，他们的诗人写了一部比荷马史诗还要伟大的诗篇。此话当然有些言过其实，但《埃涅阿斯纪》的确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三四部诗作之一，直到今天仍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在维吉尔逝世一千多年后，他又神奇地“复活”了。意大利大诗人但丁拜维吉尔为师，在他的《神曲》里，维吉尔成为诗人梦游地狱和炼狱的向导。

附录四：

路加的叙事策略 [1]

黄汉平

内容提要 路加是早期基督教文学最伟大的代表作家之一，归在他名下的《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均被选入《新约》。比之其他福音书作者，路加显出高人一筹的叙事策略，首先他具有一种宏阔的历史视角，其次他是一位自觉的叙述者，在他精心编排的耶稣生平故事（包括耶稣所讲的寓言和比喻）以及栩栩如生的人物描绘的背后，又透露出一种强烈的道德诉求和伦理观念。在《使徒行传》中，路加再度展现了卓越的文学才华，其宏大叙事使这部作品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强烈的戏剧性，堪与荷马史诗相提并论。

关键词　路加　叙事策略　福音书比喻　《使徒行传》

　　路加是早期基督教文学最伟大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生卒年至今尚未发现确切的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生活的年代在公元1世纪。关于路加生平事迹的最初记载，除了他本人的著述以及《新约》中使徒书信的零星记述，还有稍后刊行的《路加福音》单行本里的一段话：“路加是叙利亚省安提亚人，业医。他是使徒的学生，后来跟保罗一起传道，直到保罗殉难。路加无妻、无儿，专心侍主。他以八十四岁高龄，在伯阿提亚（古希腊一个地区）安睡，一生充满圣灵。” 1 另有资料表明，路加还是一名画家。 2 总之，路加不是犹太人，也不是使徒，所谓“圣徒”（saint）是身后追认的。他生前是一名职业医生，精通希腊文，而且具有高度的文学艺术才能，归在他名下的《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均被选入《新约》，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不朽的经典之作，而不仅仅是宗教历史文献。

　　“福音书”（the Gospels）中“福音”一词来源于希腊语“euangelion”，原指“对传报好消息者的报酬”，后特别指称关于耶稣基督救赎世人的“好消息”。福音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当年的作者们是在各种关于耶稣生平事迹的原始口传或抄本的基础上，根据各自的需要而写作成书。其中《路加福音》以杰出的叙事艺术而获得了“最优美作品”的称誉， 3 而且，路加还写作了堪称“后福音书”的《使徒行传》，这部作品在叙事的组织上同样颇具匠心。本文拟就路加的叙事策略初试探讨。

一

　　我们知道，《新约》正典是以四部福音书开始的。尽管《新约》与《旧约》在内容上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但福音书作为一种文类却未见于《旧约》，这种独特的文类在圣经乃至整个世界文学中都绝无仅有，正如莫法德（Moffatt）所言，“‘福音’实在是一种新式的写作，在古代文艺中找不到与它完全相同的东西，……书信的源始能追溯到犹太和希腊古典文艺那里去，但福音书却是一种创新”。 4 尽管福音书确切的成书时间迄今仍无定论，但圣经研究界一般公认，其写作时间在公元一世纪中后期，《马可福音》成书最早，接着依次是《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有趣的是，马太和路加都几乎全部引用了《马可福音》中的的材料——这成为马可最早写成福音书的有力证据——因而这三部福音书构成了可彼此参照阅读的所谓“同观福音”（the Synoptic Gospels），相对而言《约翰福音》则被称为“第四福音”（the Fourth Gospel）。总之，福音书作为一种新式的写作，都体现了独特的叙事艺术。英国著名学者弗兰克·克尔莫德（Frank Kermode）在《〈新约〉导论》一文中指出：“叙事并非一定是福音书惟一关注的事，但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部没有叙事的福音书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5 的确，“叙事”何以重要？何以成为福音书的一个问题？这不仅是我们深入解读福音书的一个关键问题，而且关乎对《新约》文学价值的认识和评断。国内圣经学界长期忽视对《新约》文学的研究，应该说与福音书的“叙事”这一问题长期遭到了遮蔽不无关联。 6 就叙事而言，四部福音书关注的视角各各不同。尽管福音书，尤其是“同观福音”在有关耶稣生平事迹的记叙方面大同小异，但通过对读比较，我们会发现《路加福音》的作者在叙事策略上显然高人一筹，从而使这部福音书成为《新约》中最完整、最全面的耶稣生平记录，因而也获得了“最优美作品”的称誉。首先让我们读读《路加福音》的开头：

　　提阿非罗大人哪，有好多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意要按着次序写给您，使您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路1：1-4） 7

　　这个类似于“序言”或“引子”的开头不见于其他福音书中。尽管路加按照当时希腊人著述通常具有的格式，写了这个“序言”，但笔者并不认同学术界普遍存在的一个观点，即“当代学者倾向于把这段话视为某种约定俗成的写作模式，而不认为其叙述确有价值”。 8 其实，正是这个非同凡响的开头奠定了路加的叙述基调，值得我们仔细解读，深入挖潜。

　　当代叙事理论是一门富有魅力的学问，生活在两千年前的路加当然不知道什么叫叙事，但他的写作实践却毫无疑问地为当代叙事理论提供了一个经典例证。美国著名文论家、“新叙事理论”代表人物J.希利斯·米勒在其新近出版的《解读叙事》一书中对“叙述”有精彩的论述，我们不妨先挪用一段，作为解读路加叙事策略的一个参照：

　　“叙述”一词源于拉丁文中的“narrare”，意为“进行叙述”。后者源于“gnarus”，指称“了解”或者“专家”，其词根为“gno-”。亚里士多德用于描述悲剧中“发现”的“anagnorisis”一词具有同样的词根。“叙述”一词意为“对某事进行口头或书面的描写；讲述（一个故事）”。……“叙述”这一概念暗含判断、阐释、复杂的时间性和重复等因素。叙述就是回顾已经发生的一串真实事件或者虚构出来的事件。……叙述是神秘的直觉，由无所不知的人来重述事件。叙述也是诊断，即通过对符号的识别性解读来进行鉴别和阐释。叙述者是明白之人，但却往往说出或者写出谜一般的话或者隐喻。尽管从表面上看，这些话十分清晰明白地表达了其所指，但读者却不得不设法解开其中的谜。这种解谜是另一种叙述…… 9

　　现在让我们对《路加福音》的开头进行“解谜”。提阿非罗是谁？作者专为此人写书意欲何为？这是我们首先遭遇的问题。据考证，他和路加一样属于叙利亚省安提亚人，而且是一名担任要职的贵族。称他为“大人”不是一般的尊称，而表明此人乃是政府官员，因为路加在《使徒行传》中也使用过“大人”的称呼三次，都是指罗马官员（徒23：26；24：3；26：25）。作者写福音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引导像提阿非罗这样的“外邦人”归信耶稣基督，说明福音不只是为犹太人，也为普世人而有，因为耶稣是“照亮外邦人的光”（路2：32）。路加是个明白人，他把福音书献给提阿非罗恐怕还有更深一层用意，就是期望被提名的人能将这部著作公之于世，使这本专为提氏一人而写的书，在羊皮书卷极其稀罕的世代里，得以广为刊布，传诸永久。因此有人推测，提氏“很可能是出资协助作者搜集资料写成本书出版的人”。 10 无论如何，后来的一切都证明路加达到了写作目的。

　　倘若再细细琢磨这个措词优美、言简意赅的“序言”，我们不难发现，路加是一名自觉的叙述者，他的叙述一开始就“暗含判断、阐释”等因素，而其他福音书作者似乎没有自觉意识到叙述的重要性，至少一开始就没有表明这一点。路加“详细考察”了有关耶稣生平事迹的许多资料，包括马可、马太等人所写的福音书或其他口头传说，他虽然没有明说，但显然诊断出前人的“述说”均有缺陷或讹错，否则他也就不必费心重写福音书了。不仅如此，路加还写作了耶稣升天之后的“后福音书”——《使徒行传》，这部作品成为整个《新约》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倘若没有路加的《使徒行传》，耶稣之后的早期基督教运动发展的史实将成为一个空白，《新约》中的“使徒书信”也将失去一个清晰的历史背景。路加真不愧为一个具有历史感的作家，他在“序言”中强调叙事“次序”（order）的重要性，他具有一种宏阔的历史视角。于是，所有时间性、空间性和历史性等因素都隐含在他那源远流长的“叙事流”中，这当然不是一种“流水账”式的叙述，而是有次序、有规律的开放式的叙述。

二

　　《路加福音》就像一幅多姿多彩的画卷，它在时间上有长远的景观，在空间上有广阔的视野。在简短的“序言”之后，路加一下子就把我们引入一连串充满奇异和欢乐的戏剧性场面：施洗者约翰和耶稣的降生及童年（路1：5-2：52）。一对老而无后的夫妇被天使告知将生一个名叫约翰的儿子，紧接着天使又向童贞女马利亚预言耶稣的降生，两个相互关联的事件在有条不紊的叙述中交错进行，期间穿插了四首流传千古的赞美诗（未见于其他福音书）：马利亚的《尊主颂》（路1：46-55）、撒迦利亚的《颂歌》（路1：67-79）、天使的《荣耀归主颂》（路2：14）和西面的《颂歌》（路2：29-32）。路加以如此引人入胜的叙述、如此充满诗情画意的笔法开始这部福音书的写作，的确是出手不凡，与众不同。相比之下，马可直接以施洗者约翰的传道以及耶稣的受洗和受试探（可1：1-13）开头，显得突兀而失之简单；马太一开始就推出耶稣的家谱（太1：1-17），未免给人一种冗长枯燥的感觉；约翰开篇即大论其道（约1：1-18），活像一篇神学论文，而事实的确如此，约翰的叙述总是富于深邃的神学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四部福音书的作者都明白书中的核心人物是耶稣，但惟有路加以一种历史学家和故事叙述者的直觉，意识到在耶稣的诞生与耶稣大约三十岁开始传道之前的受洗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空白，于是他以丰富的想象力或根据其他的口头传说弥补了这一空白。他叙述了约瑟和马利亚带着从马槽里诞生的耶稣回到故乡拿撒勒以后的事，“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上帝的恩宠降临在他身上”（路2：40）。紧接着，路加细致地描写了一段少年耶稣在圣殿里的经历（路2：41-51），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耶稣成长过程的生动画像，而其他福音书并没有写到耶稣的成长过程。此外，路加比其他福音书作者都更加意识到约翰这个人物的重要性，这位伟大的先知是传播福音的先行者，他在遇害前已经为耶稣的传道作了充分准备。他为耶稣和众人施洗，并向人们预言：“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路3：16）。在耶稣受洗之后，路加开始叙述耶稣的家谱（路3：23-38），这和马太所写的耶稣家谱有很大的不同，似乎是两个不同的家谱。马太开篇即强调耶稣是大卫的后代，然后从亚伯拉罕一直往下写到耶稣的诞生；而路加则有一个很自然的导言：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年纪约三十岁。紧接着从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希里的儿子一直上溯到亚当。这不止是叙述手法的不同，更是两位作者在历史观念和神学思想方面的区别。马太缺乏路加那种宏阔的历史视角，而且太过于强调耶稣的犹太血统，路加无疑更强调耶稣的普世使命，他认为上帝的救赎自创世之初便适用于整个人类。

　　从《路加福音》开头两章里，作者已经显示出其清晰有力、跌宕有致的叙述风格。路加一开始就使出了他惯用的拿手好戏：用成双成对（duality）或平行对称（balance/parallelism）的手法来叙述故事和描写人物。凯德伯瑞（H.J.Cadbury）早已注意到《路加福音》这种独特的写作风格，指出路加喜爱用成双成对的词汇，双重的称谓，以及平行的诞生故事、比喻、神迹事件和故事中主要人物的生平等。 11 譬如，约翰和耶稣的诞生故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此外，以利沙伯与马利亚神迹性的怀孕是一对称；天使向撒迦利亚和马利亚显现是另一对称；马利亚与撒迦利亚的颂歌又是一对称；西面和女先知亚拿的预言也是一对称。在路加精心编排的许多比喻中，也有不少是成双成对的，如不义的管家与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是有关财富的一对比喻（路16：1-13；16：19-31）；寡妇和不义的官与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是关于祷告的一对比喻（路18：1-8；18：9-14）。在“同观福音”中写到的39个比喻中，路加所写的17个是不见于其他两部福音书的，其中包括好撒玛利亚人（路10：30-37）、“浪子回头”的比喻（路15：11-32）和财主与拉撒路等寓意深刻的比喻，即使写到相同的比喻，路加也往往有其独特之处，如新旧酒袋的比喻（可2：22；太9：17；路5：37-38），路加接着补充了一句马可和马太都没有写到的话：“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路5：39）。正是在路加对耶稣所讲比喻的别具一格的叙述中，耶稣以及其他人物形象显得栩栩如生，同时又透露出一种强烈的道德诉求和伦理观念。在他的笔下，耶稣形象成了一位极富诗意和极具人格魅力的世界主义者。

　　《路加福音》有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寻找。“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19：10）。浪子的比喻就突出表现了这一主题。在叙述“浪子回头”的故事之前，路加安排了一对精练的比喻：迷羊的比喻（路15：4-7）和失钱的比喻（路15：8-10）。这两则比喻似乎都在为后面的比喻作预备和铺垫，叙述的线条不断延伸，层层推进，从而使主题逐渐深化。迷失的羊和失落的钱都不会悔改，惟有人需要悔改，这里显然是喻说上帝主动寻找失落者，一旦找着了，便用慈爱和恩典来接受他们。父亲接纳回头浪子的故事，则进一步凸显了这一主题。父亲没有责备儿子的背叛，反而因为他悔改回头而喜出望外。父亲对大儿子的回应揭示了找回失丧儿子的喜悦心情：“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路15：32）。在平行对称的叙述中，路加也常用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反语式修辞(rhetoric of reversal)。这种反语式修辞在浪子的比喻里同样存在，忙碌的大儿子和回头的小儿子正表现两种迥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大儿子住在父亲家中却不知道家中一切都是他的，这是针对当时的法利赛人而言，他们忙碌地遵行一切律法，却徒有虔诚的外表而没有真正的宗教生活。小儿子起初背叛，离家出走，最后幡然悔悟，回到父亲家中，这是针对当时的税吏和罪人而言。

　　“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路：18：14），这同样是针对当时法利赛人和税吏而言的一个具有反语式的论断。耶稣“论福与祸”也是一个经典的反语式叙述：

　　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上帝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欣雀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待先知也是这样。

　　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哀恸哭泣。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待假先知也是这样。（路6:20-26）

　　“论福与祸”是耶稣专对信徒而讲的，后面的“四祸”不见于其他福音书，是前面所举“四福”（另参见太5：3-12）的反面陈述。路加这种独特的反语式叙述不止是一种修辞技巧，更是作者具有一种辩证关系的神学思想的体现。

　　当代圣经“编修批判” 12 代表人物康泽曼（Hans Conzelmann）在其代表作《圣路加的神学》（1954）中认为，路加不仅是可靠的第一位教会历史学家以及第一流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神学家。他发现，路加的神学基本上乃是“救恩历史”（Heilsgeschichte）的神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色列时期，施洗者约翰就属于这一段时期；第二阶段是耶稣在世工作那段时期，这是“时间的中心”（Die Mitte der Zeit），到耶稣升天时结束；第三阶段是教会在世上的时间，在这期间，我们向后看，可以看到耶稣在世工作和拯救的时间，向前看，则可看到耶稣的再来，届时这段时期也便结束，万事都达到它的最高峰。 13 毫无疑问，路加的神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叙事策略，哪怕是其中微末细节的描绘。譬如，耶路撒冷在路加的叙述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福音书开头部分，路加就特别描写了耶稣诞生后不久其父母就抱着他到耶城圣殿奉献给主以及少年耶稣在圣殿里的经历，而耶稣在世工作的大部分时间以及他的受难、埋葬、复活和升天也都在耶路撒冷，这是因为作者要强调福音乃是“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路24：47）的神学思想。

三

　　作为《路加福音》的续编，《使徒行传》同样有一个致提阿非罗的开场白（徒1：1-5）。路加首先简单总结了他在第一部书里所叙述的一切，紧接着就写耶稣在升天之前向门徒的显现，并叮嘱他们要藉着圣灵的引导，“在耶路撒冷、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境，甚至到天涯海角”传福音（徒1：8），一下子就点明了本书的主题：最初发源于犹太人中的基督信仰是怎样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信仰。因此，解读路加的叙事策略是理解这部作品的关键，同时必须兼顾作者集历史学家、文学家和神学家于一体的三重身份。一般认为，《使徒行传》记载了公元33年至63年这30年间基督教运动的史实，但它并非一部像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严格意义上的史书。倘若只把它当作“史书”来读，本书之价值将大打折扣，甚至会得出一些令人难以信服的结论。譬如，关于本书的写作时间，中文圣经启导本编者有一番见解：“本书和前书《路加福音》，对于保罗和彼得殉难（发生在主后67年），和主后70年耶京被毁，以及保罗受害等大事，未见触及，更证明是第一世纪六十年代上旬之作。有的学者曾经主张《使徒行传》写于第一世纪末，似难成立。” 14 在笔者看来，这个结论同样难以成立，这并不是说笔者就一定认同一般认为本书写于大约公元90年的说法，尽管这一说法更有其合理性。显而易见的是，路加是以文学家的笔法来写历史的，他像荷马史诗的作者，具有高度的叙事才能。荷马的《伊利昂纪》是一部关于十年特洛伊战争的史诗，但只集中叙述了战争最后一年51天发生的事，并没有写到特洛伊城池被攻破，倘若据此认为这部史诗写于特洛伊战争结束之前，那不是一个很荒谬的结论吗？

　　《使徒行传》全书共28章，时间跨度30年，地点横越亚、欧两大洲，涉及人物众多，超过任何一本《新约》书卷。在如何选择素材、如何组织篇章结构方面，无论是总体设计还是细节描叙，作者可谓处心积虑，谋而后动。圣经学界对本书内容结构的划分不尽相同，笔者查阅过数十种中外文圣经及相关文献，发现惟有中国大陆已故的《新约》学者蔡詠春的划分最为独特，他认为全书的情节发展可分为六个阶段，兹抄录如下：

　　一、基督教运动在耶路撒冷发起（1：1-6：7）

　　二、基督教运动在巴勒斯坦扩展（6：8-9：31）

　　三、基督教运动伸展到叙利亚的安提阿（9：32-12：24）

　　四、基督教运动推进到小亚细亚（12：25-16：5）

　　五、保罗进入欧洲，在马其顿和希腊的活动（16：6-19：20）

　　六、保罗先回耶路撒冷再奔罗马（19：21-28：31） 15

　　笔者以为，路加在本书情节的建构和内容的组织方面显示了叙事策略上的意图。它表明作者清晰地叙述了早期基督教运动迅速发展的六个重要阶段，而每个段落都以传教事业“兴旺”、“得胜”这类语句结束，这又充分说明了作者对基督教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心（这也是写作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路加作为保罗的忠实追随者，他见证了保罗在狱中（提后4：11）和遇难等事件，他之所以没有在本书写到保罗和彼得的殉难以及耶路撒冷被毁，恐怕不是因为写作时间在此之前，而是因为把这些事件写进去,会造成与本书的总体设计相冲突。路加显然不愿意在他的作品中出现精神领袖死亡和宗教圣地毁灭这样难堪的情景。作为文学家，他完全有权利这样做，而且应该这样做。事实上，路加对初期教会活动的记载并非面面俱到，而是有选择性的，如加利利等地的教会只是一笔带过，因为耶稣已在这些地方完成了工作。

　　和《路加福音》一样，《使徒行传》展现了作者杰出的文学才华和高超的叙事技巧，与前者不同的是，后者堪称一部史诗性作品，而且由于作者大多亲历其境，许多场面写得格外动人心魄，让我们读读其中遭遇海难的一个片断：

　　不久，一股猛烈的东北风从克里特岛上扑过来。船被风袭击，抵挡不住，我们只好任由飓风把船刮着走。船靠着一个小岛背风的一面疾行，那岛名叫高大，我们在那里好不容易保住随行的备用小船。他们把小船拉上来，用缆索绑住；又怕船在沙滩上搁浅，就落下帆，任船随风漂流。风浪愈来愈急，我们经受着可怕的颠簸。第二天，众人把货物扔到海里，以减轻船的负担。到了第三天，我们甚至把船上的设备都抛掉了。好些日子都不见太阳和星星，只有狂风巨浪在摧逼，我们都放弃了得救的希望。（徒27：14-20）

　　以上只是一个片段，全篇（徒27：13-44）是西方古代海难纪实中最为详尽的一种，完全可以和荷马《奥德修纪》中的海难描述媲美。所以有西方论者断言：路加是新时期的荷马。这里所说的“新时期”是指希腊、罗马文学衰落之后，早期基督教文学兴起的时期。 16 的确，路加的宏大叙事赋予《使徒行传》以鲜明的现实性和强烈的戏剧性，堪与荷马史诗相提并论。

注释：

①⑩ 14 参见中文圣经启导本编辑委员会编：《圣经（启导本）》，香港海天书楼1996年版，1427，1430，1530页。

② 根据英国学者卡沃科瑞西的《圣经人名录》，路加画过一些童贞女马利亚的画像，详见Peter Calvocoressi， Who's Who in the Bible（London： Penguin Books， 1987），146页。另据德国学者巴特尔，在希腊的拉维拉修道院里的一幅耶稣画像据说出自路加之手，“至少当地的导游是这么介绍的”，详见Manfred Barthel， What the Bible Really Says，trans. Mark Howson（New York： Wings Books， 1992），344页。笔者以为，路加作为画家虽属“传说”，但并非不可能，从路加生动如画的文笔中，不难看出其画家“本色”。

3 参见中文圣经启导本编辑委员会编《圣经（启导本）》， 1428页。此外，在世纪之交，千禧国际影业推出最新传记片《耶稣》，即是根据《路加福音》改编而成，这也反映了路加在福音书的叙事方面确有独到之处。

4 转引自梁工、赵复兴：《凤凰的再生——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612页。

5 Alter, Robert & Frank Kermode，ed.，The Literary Guide to the Bible（London: Fontana Press，1989），p.380.

6 早在1999 年10月下旬于上海举行的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上，笔者提交了《圣经文学研究：世纪末的一点思考》一文，指出我国外国文学界长期忽视《新约》文学的重要性这一问题，参见拙作《近20年来圣经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回顾》（载《暨南学报（教学研究论文专辑）》2000年4月号）。

7 本文所引圣经文本均据英文钦定本，中译参照中文圣经启导本编辑委员会编《圣经（启导本）》，个别地方略有改动。以后关于圣经的引文均随文注明所引书卷章节，不再作尾注。

8 J.B.加百尔等：《圣经中的犹太行迹——圣经文学概论》，梁工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196页。

9 J.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申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44页。

11 参见杨克勤：《路加的智慧——文学、神学及生命》，香港卓越书楼1995年版，63页。

12 “编修批判”（Redaction Criticism）源于马克森（Willi Marxsen）在《传福音者马可》（1956）一书中首先使用的术语“Redaktionsgeschichte”，原意是“编修史实”。它基于底本考证和形式批判（Form Criticism）来研究圣经各书卷的来源及其作者对原材料的独特处理，以突显作者或编纂者之编写意图和神学旨趣。“编修批判”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的三位《新约》学者鲍恩坎（Gunther Bornkamm）、康泽曼和马克森，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它把圣经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13 参见周天和：《新约研究指南（增订本）》，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组教牧事工部1998年版，111页。

15 蔡詠春：《新约导读》，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158-159页。需要说明的是，原著第一段落和第六段落括号内标示的起始章节分别为“1：2”和“20：1”，笔者以为，这显然是原著者的笔误或排印错误，故加以改正。原著者在该书第159、193页所做的标示，证明了笔者的判断是正确的。

16 参见朱维之、赵澧主编：《外国文学史·欧美卷（修订本）》，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46页。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1] 本文承蒙申丹教授等提出建设性的修改意见，谨此致谢。

附录五：

近20年来圣经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回顾

黄汉平

内容提要：本文回顾了中国大陆近二十年来圣经文学教学与研究的概况，并且总结其中的主要成绩及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圣经文学《旧约》《新约》

　　《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不仅是世界性的宗教文化经典，也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古代文学名著总集。它所包涵的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传统与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传统共同成为西方文学的两大根源（学界多以“二希”简称，相应的英文术语是“Hebraism & Hellenism”），这已是学界之共识。但长期以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在讨论西方文学传统时多偏重古希腊·罗马文学（可谓“言必称希腊”），而忽视了希伯来·基督教文学传统。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点是我们认识上有一个误区，即认为《圣经》只属于东方文化传统。而事实上，希伯来的《旧约》圣经原属西亚文化圈，而产生于公元一、二世纪的早期基督教经典《新约》则是“二希”文化撞击、融合的结晶。到了罗马帝国晚期，基督教被定为国教，罗马教会把《旧约》和《新约》合成一书，称为《圣经》。由此可见，《圣经》早已融入西方文化的历史长河，成为与古希腊·罗马文化并列的两大源泉。

　　从本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末近三十年间，圣经文学研究在中国大陆几乎是一个无人涉足的禁区。大陆学者撰写的外国文学史通常都回避圣经文学，有的即使提及《圣经》，也只是把它当作文学史的背景一笔带过。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等三位教授联合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上、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建国以来第一部最具影响力的作为高校文科教材的文学史专著，该书上卷于1964年初版，1979年第2版，至1983年印数累计超过50万册。该书并没有把《圣经》置于文学的视野加以考察，只是在第二章《中古文学》的“概论”部分提及《圣经》，其中有一段值得注意：“基督教的主要思想武器是《圣经》。《圣经》由《旧约》和《新约》两部分组成。《旧约》是希伯来人（分为以色列和犹太部落）古代文献的汇编，……《新约》则成于基督教兴起之后（公元1、2世纪），……《圣经》虽然是亚洲宗教文献，但随着基督教势力的扩张，在宗教改革时期又被精心译成各国文字，对欧洲社会思想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①显而易见，该书虽然指出《圣经》对西方文学的影响，但并不把《圣经》本身看作西方文学的一部分，而只是把它定位于“亚洲宗教文献”。对这部《欧洲文学史》，杨周翰先生本人曾作了一个不无谦虚的评语：“那只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后来，杨先生将自己多年研究17世纪英国文学的心得汇集成册，权作对过去所编文学史的补充。② 在论及英译《圣经》时，杨先生充分肯定了《圣经》的文学成就，并且把英译《圣经》（1611年的钦定本）看作是17世纪英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它虽然是翻译，恐怕比十七世纪或任何其他时期的创作，也许除了莎士比亚以外，产生的影响更大。”③

　　70年代末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大陆外国文学研究和译介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时期，圣经文学研究也取得长足进展。这也体现在各种外国文学史的写作和高校外国文学教材的编撰中。从80年代初期《外国文学史》（1—4册，24所高等院校合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朱维之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到90年代中期《东方文学史》（上、下册，季羡林主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几乎所有作为教材的外国文学史都把“希伯来文学”（主要是《旧约》文学）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把以《旧约》为代表的希伯来文学只是当成东方文学的遗产，往往忽略了它对西方文学的影响和渗透，忽视了自“二希”文化合流、《旧约》和《新约》合二为一而成为基督教《圣经》之后，它事实上已成为西方文学传统的一部分。在这方面首先有较大突破的是李万钧教授的专著《欧美文学史和中国文学》（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它明确把《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当作西方文学的传统加以考察。

　　《新约》作为圣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世界文学中的价值不可低估。[瑞典]托·柴特霍姆与[英国]彼得·昆内尔编著的《彩色插图世界文学史》认为：“在西方世界的杰作中它（指《新约》）无疑应该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④ 前苏联科学院编的九卷本《世界文学史》中的《早期基督教文学发生与发展》一章指出：“基督教文学的形成，对于公元第一世纪地中海文化来说是个重要的发展，这不仅是意识形态的，也是文学史的进程。”⑤ 但是，我国外国文学界长期忽视《新约》文学的重要性，朱维之先生的长达30多万字的《圣经文学十二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所论述的只是包括《旧约》、《次经》、《伪经》和《死海古卷》在内的希伯来文学。郭秀梅教授的近60万字的英文专著“Venturing into the Bible”(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也只限于《旧约》而不见《新约》。对《新约》文学价值的研究一直是圣经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各种外国文学教科书也多不提及《新约》。进入90年代后，这一状况有所改观。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朱维之和赵澧主编的《外国文学史（欧美卷）》（修订本，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古代文学》一章分专节论述早期基督教文学的杰出代表路加，把这一节与荷马史诗、希腊戏剧、维吉尔等量齐观。这是大陆学者编撰的作为教材的外国文学史中的一个突破性进展。

　　中国大陆自从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圣经文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同时也存在着缺陷和不足。⑦ 据统计，截止1995年，大陆关于基督教方面的专著和译著已出版200部左右，论文和译文已发表1000余篇（参见何光沪《中国大陆知识界关于基督教的文字出版》，《基督教文化评论》第六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这里面当然也包括许多有关圣经文学的译作、工具书、研究著述与通俗读物。从80年代末以来，几套大型宗教文化丛书的陆续推出，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圣经文学研究的进展。其中有较大影响的丛书或辑刊有：《〈宗教与世界〉丛书》（何光沪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起）、《宗教文化丛书》（王志远主编，中国建设出版社，后改为今日中国出版社，1989年起）、《犹太文化丛书》（顾晓鸣主编，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起）、《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刘小枫主编，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起）、《基督教学术研究文库》（刘小枫主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起）、《汉译犹太文化专著》（傅有德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起）、《基督教文化评论》（贵州人民出版社，从1989年起至今已出10辑，第一辑由刘小枫主编，第二至第六辑由刘小枫、何光沪主编，从第七辑起由刘小枫主编）。

　　在上述的丛书（文库）、辑刊中，刘小枫博士主持的那两个“文库”尤为引人注目。在《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总序》中，刘小枫写道，“本文库愿承继前辈学者汉译基督教学典未尽之业，以补百年来汉译西典文业之阙。……愿承中古汉语学者为丰富中国文化传译佛典之心智和毅力，愿文库有益于中国学术的现代发展”，由此可见其恢宏的气魄。如果说中古的佛经传译对中国的社会思想文化影响至深至远，那么似乎也可以预言，当下对希伯来·基督教学典的译述，必将对下一个千年的中国文化思想发生深远影响。世纪末对圣经文化和圣经文学的研究日渐向纵深和广度拓展的势头也正在证明了这一点。

注释：

① 杨周翰等主编：《欧洲文学史（上卷）》第80—8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② 参见盛宁：《文学：鉴赏与思考》第381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③ 杨周翰：《十七世纪英国文学》第1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版。

④ 李文俊等译：《彩色插图世界文学史》第7—8页，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

⑤ 转引自朱维之、赵澧主编：《外国文学史（欧美卷）》第 19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⑥ 譬如，郭秀梅的“Venturing into the Bible ”于1990年12月出版了修订本“Journeying Through the Bible”(南京大学出版社)其中就包括了《新约》部分。作者在修订本《前言》写道：“ ‘Where is the New Testament?’ asked quite a number of friends who have read Venturing into the Bible. Here it is, in Journeying Through the Bible.”。

⑦ 1999 年10月下旬，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上，梁工教授提交了《中国圣经文学研究20年（1979—1999）》的长篇综述性论文，从圣经文学综合评介、圣经文学专题论述、《圣经》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研究、《圣经》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朱维之先生的贡献等方面总结圣经文学研究取得的可喜成就，同时也指出了缺陷与不足。譬如，就规模和数量而言，现有成果还过于稀疏单薄，与圣经文学在世界文学研究领域中应占的比重不相符合；就成果的质量而言，各种论著往往停留于一般评介的水平，缺乏深刻而富于创见的理性思考。此外，学者们大多不懂《旧约》希伯来文和《新约》希腊文，只凭中文或英文译本展开研究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术钻研的深入。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文系）